楊照／作家
在網路社群上，有一種廉價而有效的「討拍法」，就是表示自己要表達的意見會惹來許多攻擊批評，但實際上真正說出來的，非但不會干犯眾怒，根本就是迎合大部分看法的。
在這樣人心惶惶的狀況下，最容易的，是用指頭指責一些特定的對象（finger pointing），說他們破壞了防疫工作，說他們害別人承擔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憤怒指責澳洲音樂家很容易，指責NSO（國家交響樂團）很容易，指責呂紹嘉很容易。真正難的是什麼？是在如此民粹的台灣──就算疫情指揮中心明白說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場合不需要戴口罩的時候，都還會出現口罩搶購、衛生紙搶購熱潮的台灣──強調、堅持尊重專業。
一個關鍵的重點，如果澳洲音樂家沒有說謊，到目前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說謊，那麼他之所以在一些場合沒有戴口罩，是因為他在台北去看了醫生，醫生診斷他的咳嗽是支氣管炎，而且醫生明確認定他不需要檢測是否得了新冠肺炎。他是依據這個專業診斷決定他的行為的。從尊重專業的角度上，他沒有錯，他的行為帶來錯誤的結果，是醫生誤判；指責他的立場其實是怪他：你為什麼那麼容易聽信醫生的話，你為什麼不跟我們一樣，指揮中心專家說不用戴口罩，我們還是一定要搶到口罩戴起來才能安心？
醫生有醫生的專業，音樂家有音樂家的專業。很簡單的比擬，如果在一間大家忙著採檢的診所裡，所有醫護人員努力將採檢流程做得更順暢、更確實，還要考慮如何降低參與的人的風險時，其中一位護士對負責領導的醫生說：「我們播放的音樂不太適當，應該針對今天特別的工作狀況，選擇比較輕快的樂曲。」這時候領導的醫生會如何反應？他應該會說：「現在不要談和採檢無關的事！」
這樣不對嗎？這樣不可以嗎？如果呂紹嘉真的說了那句「現在不要談和音樂無關的事」，他所做的不過就是這樣──那是音樂會的排練，大家齊聚工作是為了要讓音樂更好，而音樂好不好，有非常專業的標準，呂紹嘉之所以被選來當音樂總監當指揮，就是要由他來負責樂團的音樂專業標準。為什麼他的音樂專業堅持，竟然成了罪狀？呂紹嘉當然沒有資格評斷病毒感染與防治方式，但難道主張音樂家該戴口罩的團員就比呂紹嘉有資格嗎？那誰有資格呢？不應該是專業的醫生嗎？而醫生的專業判斷是音樂家得了支氣管炎！
我們誰都不希望感染肺炎，我們誰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傳染病干擾，我們誰都不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傷，因而當發生了這種事情時，驚訝與挫折很容易就轉化為一定要責怪誰的衝動──應該有誰要為我的災難負責！但首先一來，不是發生不愉快的事都有確定的人犯了錯誤或惡意陰謀；二來，事件的連環因果沒那麼容易簡化為一個人或幾個人的責任。
最重要的，finger pointing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什麼好處？除了發洩與升高恐慌之外能發揮什麼作用？好吧，也許可以讓大家都相信恐慌應該凌駕一切專業，相信疫情當頭還講究什麼音樂，還有誰需要音樂，那讓我請問：這樣的結果有助於我們的專業音樂環境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