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偉雄專欄：情感、病菌與媒介

詹偉雄／文化評論者

在這個時機點上，社會對「憤怒」與「感動」的需求，同步來到最高點。

馬英九前總統說：台灣拒絕讓武漢包機回台，「民粹碾壓人權，歧視凌駕人道」；中共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說：台灣阻撓武漢包機，是「以疫謀獨，台獨比病毒更毒」；一則由網路新聞衍生而來的報導指出：「俄羅斯官方文件證實：武漢肺炎病毒由人工合成」，明示瘟疫並非天災或失誤，而是陰謀；一則《紐約時報中文版》採訪滯留武漢的台灣人，披露了其中一位張小姐（Chloe Chang）所畫的漫畫，主視覺是一張將蔡英文畫成巫婆的圖像，配上了一句高度政治性的標題：「總統？！省長！！！」可想而知，這些廣為傳播的訊息，激起了多少人的憤怒。

但與此同行的，則是此起彼落的感動：從防疫總指揮、衛福部長陳時中流下的「男兒淚」（「順時中」也成了「農婦」後的熱門身分標誌）、經濟部長沈榮津調度口罩產能時所說「現在就做，沒有明天」（「大家都很累，但最累的是部長」，一名幕僚透露。）到國家衛生研究院一位放棄博士論文、投入疫苗合成的女性研究員所說：「國難當前、義無反顧」，都激起了一種共同體情懷。

中國疫災地區的感人故事更多，微博上流傳的一則貼文這麼說：一位湖北省十堰市鄖西縣中心醫院的護士，從大年初二到醫院上班，已經連續25天回不了家，這天，她送一位急診病患到院，路過自家樓下，丈夫帶著幼兒帶飯給她吃，或許是因為隔離關係，護士悶著頭吃飯不敢看小孩，透過照片，這則貼文傳達出一種巨大的悲劇感，但這個文本依然有其客觀效果：透過受苦者的受難，它召喚出共同體同舟共濟、一齊獻身的責任感。

某一立場受眾感到憤怒的事物，常常是對立立場的人覺得感動的事物，這也是情感動員最弔詭之處：一則新聞的生產與傳布，透過高明的拿捏（強調或忽略某個事實），會於正、反雙方都產生巨大的回饋與流轉，因而，對閱聽人而言的「親痛仇快」情緒，卻極其冷靜、客觀地幫助媒介在注意力經濟中取得流量資本。

但我們眼觀媒介推波助瀾的同時，也得反過頭來省思，為何我們的日常生活，如此的需要「憤怒」與「感動」？

在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環繞著我們工作與消費的，是巨大無比的抽象世界（從PM2.5、六個標準差到食品檢驗標準），專業分工的結果，我們只能把生活的大部分內容，委由專家來代勞，且只能投之以絕對信任，在我們可操作的自身工作上，如果你不是創意工作者，那麼同樣抽象的「標準作業流程」（SOP,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也規範了工作者與工作之間必定疏離的「去情感化」結果。作為一個活生生、帶有血肉情緒的人類，老實說，我們其實常態性地等待著某個「情緒動員」時刻的到來。

社會情緒隨著重大社會事件潮起潮落，無可避免，但在新冠肺炎流行的此刻，將自我拋擲入一個集體情緒的氛圍中，卻不是一件好事。面對高度不確定的疫情，各種情感勒索的語言世界，理性的能力，仍是唯一能讓文明顛簸前行的藥方。

英國皇家學會院士（FRS)、牛津大學物理學教授多伊奇（David Deutsch）曾言：「人類不可避免會遭遇問題，因為我們永遠無法掌握所有知識。有些問題特別困難，但不該將困難誤判為無法解決。只要是問題就可以解決，每種惡都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武漢包機事件，誰是誰非？這是取雙方理由來檢視辯論的理性問題，而非立場問題；新冠病毒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也是證據來說話的理性問題；台灣有沒有2萬間負壓隔離病房，這是事實問題；不清楚資訊來責罵他人，說錯話又不道歉，這是對自我理性不負責的行為，早晚他會在生活世界其他場域再摔很多跤。

我們當然也不要陶醉在「台灣防疫最成功」的集體眩暈中，這會使行動者在滾動式管理中忽略細微的破口，而讓全民受到懲罰。

當然，理性也是會有樂趣的，不必等潮水退去，你就可以看到誰沒穿褲子而誰帶著武器，在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