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專欄：武漢肺炎暴露出的體制問題

王丹／「對話中國」智庫所長

一場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瘟疫，目前正在凶險發展，禍端已經從武漢向全世界蔓延。瘟疫爆發，一般來講屬於自然災害，是人類很難預測的，但是這場被稱為「武漢肺炎」的瘟疫，卻完全是一場人禍。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人為處理不當，是不會造成今天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以及瀰漫的恐慌。所謂「人禍」，其實也是中國目前的政府管治體制造成的。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且以外界已經知道的地方政府瞞報問題為例說明。

如果要追究這次武漢肺炎造成的巨大損害的責任，地方政府的瞞報，毫無疑問首當其衝。武漢肺炎是2019年12月8日於武漢市出現第一個病例，但到12月30日才在網路上被揭露。在此之前，中共官方媒體都還堅稱疫情在控制之下。這樣的瞞報，導致民眾忽視對疫情的警惕，是疫情擴散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地方政府為什麼要瞞報？瞞報背後的體制原因是什麼？這才是我們要了解今天的中國，必須去追問的。

前不久，武漢市長周先旺公開承認「我們既有披露不及時的一面，也有利用很多有效信息來完善我們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但接下來他的一番話更值得玩味，他說：「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後，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特別是元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這個病作為乙類傳染病，並進行甲類傳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屬地負責，從這之後，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

這裡有兩點值得玩味：第一，按照周先旺的說法，地方政府其實早就獲得了相關比較準確的信息，而且應當比當時官方媒體披露的詳細和嚴重得多，但是這麼重大的疫情，未獲得授權是不能公布的。而所謂的授權方是哪裡呢？居然是國務院要召開常務會議拍板決定。了解中國政治體制的人都知道，所謂國務院常務會議，也一定是要經過習近平的授權才能夠召開。換句話說，小小的武漢，發生一場瘟疫，是否要公開報導，實際上都要習近平拍板才能決定；中央最高領導不講話，地方政府寧可瞞報，也不敢公開信息。

這不僅說明中國體制的核心，就是各級地方政府不是向下，對人民負責，而是向上，對上級負責的；也說明在習近平6年來的「整頓」下，中共政治管治的方式已經越來越向個人獨裁者的方向發展，權力越來越向頂峰集中。這樣的一種體制的重大弊病，就是遇到重大事故，需要等待層層上報，才能確定因對措施。經常有人說「中國模式」有效率，這次武漢肺炎的事件，已經證明，這樣的體制，在遇到危機的時候，完全沒有效率可言。 

第二，按照周先旺的說法，要到元月20日前後，中央層次才開始拍板定調，於是地方政府的工作才「主動多了」，換句話說，才被真正授權進行防治工作。那麼問題就來了，去年12月8日到今年1月20日之間，長達將近1個半月的時間，為什麼地方政府一直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授權？中央政府去哪裡了？現在回顧我們當然知道，在那段時間，習近平去風光秀麗的昆明考察去了。在考察期間，他當然會收到湖北和武漢的情報，但是顯然，習近平沒有積極處理，這是典型的政府不作為。

中國維權律師謝燕益就曾經指出，這是對人民的嚴重犯罪。問題是，權力在最高領導，問責卻不可能追究到那個層級。地方政府要承擔責任，但是在很多問題上沒有權力。這樣的體制，是一個權力與責任完全不對稱的體制。這樣的體制，難怪地方官員會怠惰、會推諉、會觀望、會錯失防治瘟疫的黃金時機。

一場瘟疫，其實撕下了「中國模式」和「舉國體制」的假面具，並且告訴我們：這樣的模式和體制，順利的時候固然可以高效率辦大事，但一旦遇到突發狀況，也很可能會在最關鍵的時刻失靈並導致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