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偉雄／文化評論者
總統大選結束，韓國瑜期望的絕地反撲並沒有出現，科學民調贏了，近265萬張選票與18.5%支持率落差，與封關前預測相去不遠，科學高度準確，也十分冰冷。
有些人說，韓國瑜蓋牌民調有其理由，如此才能讓藍營支持者力戰敗局到最後，但從選後一些藍營人士的發言，卻可發現他們是真心認為能反敗為勝，因而即便落敗，他們也認為過不在己。
譬如雲林縣長張麗善說：「民進黨是骯髒的贏，我們是光榮的輸。」參選台南立委的洪秀柱則說：「今天大家的選擇，影響的是你們的未來，要自己負責任。」尤其精采的是邱毅的503字臉書發文，他不僅指責對手，還提出病理診斷：「台灣已經進入一個日趨下流的媚俗社會，沒有什麼叫對的、正確的，必須迎合一些年輕人的癖好，……若不與污濁的逆流同行，你將成為被攻擊的落伍象徵……」他斬釘截鐵地結論，彷彿站在上帝的角度：「台灣未來的前途，就由蔡英文帶著廢青走向衰亡吧！」
照理說，這麼一場重大挫敗，應該對失敗者的自信帶來毀滅性衝擊，任何一個行動者如果要對公眾講話，應該抱有強大的反省性分析才對，歷史上有太多精采的「失敗者演說」，其動人之處，即在於失敗後自我敘事的重組，能去除舊的迷思、涵納新的認識、佐以赤子情懷——由一個受創卻變大的靈魂所吹響的號角，才會是嘹亮的。
從這個角度看這次大選的世代之爭，便有了一個具說服力的分析基礎。
上個世紀80年代，歐美社會科學界流行的顯要研究主題，就是現代人內在生命理路的「反身性」（reflexivity）。擇其要點來說：反身性是一個行動主體個人，在盱衡環境的各種可能性之後，作出應對生命的各種行動決策，而待行動執行之後，個人得有一種對行動預期與其結果進行檢視與分析的能力，以作為下一趟行動的起點，在其中，可能有形而下的方案、手段、技巧之修正，也有形而上的——對自我敘事進行斷鏈重組的希望創生。
反身性是早期現代社會萌芽就有的現象，17世紀盧梭《懺悔錄》與小說家迪福《魯賓遜漂流記》中的主角，都準確展示了這一精神氣質，但為何直到上世紀末才成為主要議題？
根據英國學者紀登斯與德國社會學家貝克的分析，那是因為全球化與現代科技帶來了威力強大的日常生活變動，原本人們生活所仰賴的「例行性」（routinized）傳統價值，在新社會中威力盡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超乎預期、驚慌迸生的新力量與新論述，當現代社會已成標準的「風險社會」，同時也反向孕生一種對現代人的嚴苛需求，意即要能適應變動，就必須稱職地成為一個「反身性主體」，照紀登斯傳神的描述，這個主體必須熱愛「躍向未知」（leap into the unknown），而且「渴望擁抱新異的經驗」（a preparedness to embrace novel experiences），法國哲學家傅柯則說：現代人與上一代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他同時是認識世界的主體，也是他要研究的客體與對象。
現代人的「自我」（self-identity），是一套每天能說服自己的生命故事，其中，事件／情節以其時間順序，組合成我們理解自己與世界的合理故事，當重大變局（潰敗或狂喜）到來，故事鎖鏈解組，人生一片荒蕪，但現代人能靠著反身性來修補或重造，當新敘事與新自我被創造出來，它必能同時解釋那失敗的過去以及希望的未來。
一個人的自我認同，是一種讓自身獨特的敘事得以持續進行的能力，我們對於自身的信念，來自日常生活中不斷與社會環境互動的結果，其中或有各種衝突與不合理，但我們終究得條理清楚，把變動吸納到生命裡，讓上一個自我故事與新一個順利橋接，這樣才能將風險社會轉變成機會社會。
藍營主力人物無法面對大選失利，沒有反思性的能力，無法將社會裡的核心關懷，納入自身破壞後創新的生命敘事，相對的，台灣年輕世代在網路世界的互動生活經驗，卻很容易形成自我敘事的反思性循環，輕易地解構「台灣安全、人民有錢」背後的空洞思維。
那你會說，前年底韓流崛起又是怎樣解釋？其實很簡單，民進黨掌控主流論述多年，日益「老人化」，社會思變已久，韓國瑜的另類崛起，給了所有人翻新政治的希望，但民進黨快速學習，在支持同婚立法、香港反送中事件中逆風啟航，提供了時代中更好、更迷人的故事，國民黨要捲土重來，需要的是它們現在所沒有的能力，好難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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