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菁/作家
1980年代末,台灣與中國曾經同時面臨轉變。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世。當天李登輝以副總統備位元首的身分繼任為總統。1月27日國民黨通過了由李登輝代理黨主席。國家上層空下來的權力位置被暫時補上了。
1989年4月,北京的八九民運開始聚集,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6月4日流血清場,民運人士逃亡。江澤民在次年二月宣示,絕不追隨蘇聯走激進政治改革路線,以免內亂。
而同樣在2月,李登輝與李元簇獲得了國民黨黨內的提名,成為第八任正副總統候選人。對於這個決定,國民黨內不是沒有異議,「非主流派」國代也推舉了林洋港和蔣緯國的組合。於是隱隱然有「政爭」的態勢。
在當時,人民還沒有權利選舉正副總統的情況下,若不是民間仍然強烈地發出聲音和介入,這一切或許就會只是廟堂之上、權力核心裡的風暴。然而國民大會正在開會的同時,學生集結在自由廣場上發起了「野百合學運」。於是李登輝在3月21日被國民大會選舉為總統後的第一件事,是在總統府接見學運學生代表,做出召開國是會議等承諾。廣場學生也在聽取從總統府回來的學生代表報告後,各校通過表決,次日22日從廣場撤離。後來召開的國是會議,基本議定了後來憲政改革的方向。
對岸也在移轉權力。江澤民接替鄧小平職位成為中央軍委主席,完成了中共權力的第三代移轉。但是八九民運已被鎮壓,這個權力移轉仍是在沒有民間對話的情況下,於權力核心內部不透明地完成,那權力的黑盒子沒有出現裂縫,也照不進光。在89到90年之間的這個時間點上,台灣往打開言路的方向走,讓外界的聲音進入決策。中國往極權政府「控制」的路上走,害怕失控的時候就動武,越害怕越動武,消滅掉發出聲音的人。林鄭說要對話,但其實沒有能力聽進話。恐怕中國的官員們都沒有練習過對話的能力,築牆與訴諸武力正說明了執政者在這種能力上的匱乏。
築牆的問題是:有一天那築起的牆會遮蔽住築牆者自己的眼睛。《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說的就是這件事:歷史上富有一時的國家多的是,最終可大可久的都是採取「廣納型制度」的國家,因為經濟上的廣納,需要以重視多元價值的廣納型政治制度為基礎,才能有永續的繁榮。封閉資訊、控制和掐掉任何一點不同的言論,把牆築得越來越高越來越厚,這樣的繁榮缺乏底下的柴薪,尤其它發展不了「人」在自由狀態下的潛質——這種最寶貴的能源動力。
一堵越抹越高、越抹越厚的牆,不知道怎麼開門,只是不斷居高臨下投擲武器,一定會倒下。只是時間問題。
訂閱《蘋果》4大新聞信 完全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