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軒/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副研究員
因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從今年6月10日開始,香港百萬民眾上街遊行反對香港政府的修法行為。直到今日,幾乎每日都有繼續爆發大大小小的反送中遊行事件。中共高層對於「反送中抗爭」的反應,似乎沒有外界預期的激烈,而是以一種較為冷處理的方式來對待。
當然,這並不代表中共對於香港議題不關注,更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共對於社會抗爭或民主訴求有任何妥協的跡象。那中南海高層在面對「反送中抗爭」事件時,其決策與思維為何呢?
在「反送中抗爭」爆發之初,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旋即將該抗爭運動定性為「暴動」。7月底,林鄭月娥先後獲得中國外交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中聯辦的強硬力挺,並表示抗議行動「公然挑戰國家主權」,已經觸碰「一國兩制」底線,甚至將示威者的行為描述為「恐怖主義的苗頭」。
期間,外媒對於中共是否對香港事務進行暴力性的干預或處置,一直放出一些小道消息,例如武警部隊在香港和廣東邊境集結,或駐港部隊可能即將有所動作等等。但事後都被證實子虛烏有。
香港身為中國大陸重要的經濟命脈,以及「一國兩制」的示範地,大型抗爭不僅試圖癱瘓香港的交通與國際形象,並引起警民的嚴重矛盾。在維穩工作被中共視為是首要任務的現今,「反送中抗爭」事件的處理,對於中共高層而言,重要性不言可喻。
從中南海內部的決策來看,中共對於香港「反送中抗爭」是有所警惕的。今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有報導指出中共將反送中定調為「顏色革命」,甚至暗示有多個「外國勢力」介入,替未來的「中共干預」香港事務先進行合理性的定調。中共雖然多次公開聲明軍隊不會介入香港,並表示「尊重」一國兩制,但公安系統與軍隊系統仍持續利用「演練」與「放話」來威嚇港人。
中共高層的決策思維,可以從幾點來觀察。
首先,是內部的權力鬥爭。香港問題的白熱化,可能揭露出中共高層鬥爭激烈的現象。根據海外人士郭文貴分析,香港過去是江澤民派系的根據地,此次反送中實質是江派人馬刻意製造混亂,企圖挫敗習近平的執政地位。
此外,根據媒體的報導,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是首位公開表態支持修訂《逃犯條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其表態間接刺激6月的百萬港人遊行。雖然我們不能斷言韓正此舉是有意在反送中議題上激怒港人,但他的言論與作法,確實相當啟人疑竇。
在中共近日一直強調不能搞「低級紅,高級黑」的同時,韓正表面上是捍衛中共立場的作法,實際上有可能正給習近平「穿小鞋」,讓涉港事務進一步複雜化。過去,韓正普遍被認為是上海幫(江派),現在他與江澤民的關係如何,外界很難有清楚的定論,但從中共派系鬥爭的面向去思考香港問題,確實是一個值得觀察的面向。
其次,香港的抗爭事件,讓外界質疑「一國兩制」的功效與價值。有港人甚至更表示一國兩制「已死」。港人對於「一國兩制」的不信任感,勢必會成為中共對台宣傳該制的絆腳石,特別台灣今年適逢總統大選年,更增加香港事件的敏感性。但從另一個地區,澳門的運作來說,似乎比香港要成功得多。
對於中共高層而言,認為香港的抗爭並不足以說明「一國兩制」的無效性。而認為香港的動亂是林鄭月娥未能審時度勢下的結果。屆時,讓林鄭負起「政治責任」而辭職,也是一個棄車保帥的選擇。
最後,從統戰的角度來說,香港的抗爭事件反映了中共的統戰手段,也就是先觀望、冷處理,在香港動亂無可控制,而港民對社會穩定的期待大於政治訴求時,再進行相關的干預,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如果未來中共直接涉足「送中」事件的後續處理,對於現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可能會做出部分調整,特別是「港人治港」的原則,或許會鬆動。日後,中共對於香港特首的委派任命,其干預過程恐怕更為直接。
總的來說,近日習近平政權面臨貿易戰、經濟發展與香港等內外交迫的困境,雖然沒有證據說明其統治基礎已受到基本的腐蝕,但極可能在黨內受到一定程度的攻訐批評。特別是香港的抗爭事件,有其經濟、社會因素,背後可能還有政治上的權謀之爭。
今年9月3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上的談話中,呼籲幹部「要做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戰士」,提及「鬥爭」的次數更高達56次。由此推論,香港的反送中抗爭事件,對於權力傾軋的中共政治,無疑投下一顆不定時炸彈,讓詭譎多變的高層鬥爭更添加不確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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