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平專欄:無組織的組織,民意如何影響大台

出版時間 2019/10/25
香港反送中運動在警方及政府回應的刺激下,民情對激進武力的容忍程度越來越高,對警察的信任度越來越低。法新社
香港反送中運動在警方及政府回應的刺激下,民情對激進武力的容忍程度越來越高,對警察的信任度越來越低。法新社

張潔平/Matters項目發起人

做互聯網產品時,我們都知道data-driven的重要性。潮流變化快,人心變化更快,如何找到用戶的「痛點」,開發出用戶最喜歡的產品?自上而下地規劃,幾個月甚至一兩年,等你產品設計發布,市場可能已經變了。那怎樣自下而上地設計呢?原型快速推出──收集使用數據──數據驅動迭代,這是今天絕大部分互聯網產品成功的前提。推出一個小東西,根據使用數據(也即使用者的真實想法表現)不斷修正,在動態的過程裏,逐步迭代出最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

樂高公司斥巨資閉門設計兩年的網上版樂高遊戲失敗,而Minecraft公司從一個低成本粗陋小遊戲開始的不斷迭代,卻創造了網絡時代的樂高式遊戲帝國。後者就是數據驅動獲得市場成功的典型。

對一個網絡(networks)而非階層(hierarchies)動員的群體來說,相似道理,集體數據的透明、快速反饋,比起個別頭面人物的意旨或言說,可能有更強的驅動作用──個體之間因為對共識的看見、理解、確認,彼此的聯結也更加自覺、緊密。

過去4個多月香港的「無大台」運動中,我步步緊隨看未嘗間斷的各種民調,深深意識到,這些不斷變化、不斷發布的調查研究、民意指標,對一個沒有組織的組織、沒有領袖的運動來說,正正是集體決策、議程形成的重要參考。民意本身,即是(部分)大台。社會運動的主體會根據這個動態虛擬的大台調整自己的腳步,而政策制定者、掌握權力者,對它的視而不見、甚至可以違逆,恰恰反過來導致了民意這個大台的激化,以及加強了社會運動的正當性。

在香港,值得參考的長期民調機構有三:一是鍾庭耀博士主持,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9年6月30日改為獨立運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https://www.pori.hk),他們的民調數據從1993年開始至今,橫跨50個議題,從未間斷。二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三是香港理工大學鍾劍華主導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在這一個夏天的香港運動中,更為人矚目的是一個自發的跨校研究團隊: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鄧鍵一、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鄭煒、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他們4人自掏腰包,從6月就召集團隊和志願者,撲進現場,每逢大型集會就去做民意收集,將數據和觀察定期寫作在公共媒體上,亦周期性地彙整成為完整的報告,建立網站公布(https://sites.google.com/view/antielabsurvey/)。運動至今,他們的民調已經進行了25次。

而上述長期民調機構中,中大傳播與民調中心受《明報》委託,也在運動的4個多月中,連續做了5次民調。香港民意研究所,除了常規民調不變之外,最近更新增一個項目:民調的議程誰來設定?該提問哪些問題?除了學者決定之外,民眾也可以透過網絡提問、投票,令data-driven的進程更加民主化了一步。

不只一位研究者在接受採訪時提到,香港運動集會的現場中,民調的有效收回比例非常高,常常高達80%,遠高於常見比例的40%。民眾對集體行動的參與感、自主性、個人意見表達意願之高,可見一斑。

至今,無論內部的行動者,還是外圍的觀察者,對香港運動的整體理解、節奏掌握,均來自一些重要的民調結果,例如:運動激進化的過程中,「和理非」與「勇武」從數據上來看始終沒有割席,在警方及政府回應的刺激下,民情對激進武力的容忍程度越來越高,對警察的信任度越來越低,運動始終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意逆轉。又例如:運動促使了年輕一代人對政治觀念的確認,令政見上的中間派數量大幅下降,建制派的支持者也低於以往任何一個時期,自認本土+民主派的人數比例則大幅上升。這些數字,將如何以選票的結果,呈現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中,有否可能進一步改變香港政治版圖,有待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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