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孔老夫子曾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描述年近古稀者修心養性的最高境界。國家與個人不同，習近平身為中共國家領導人，雖逾耳順之年並已大權在握，但要為建政70周年的中共，擔負起治國理政的重責大任，恐怕很難做到「隨心所欲而不越出規矩」。
因為，在習近平的眼中，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個變局當中，「大陸面臨的各種鬥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面都將面臨重大鬥爭，而且愈來愈複雜。」因此，習勉勵中共的黨員幹部，「要知道風險在哪裡，表現形式是什麼，發展趨勢會怎樣，該鬥爭的就要鬥爭。」
鬥爭就得掌握政治權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習權力「合理化」的一個主要來源，它被寫入中共黨章並納入《憲法》。是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後，第三個以領導人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導思想，意謂習的地位已超越前任的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此外，習也透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讓他一躍登上權力巔峰。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工作報告中，提出「三大歷史任務」的說法，包括：實現推進現代化、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任務涉及中共的內政、外交和對台政策，是習在新時代的工作重點；其中以內政為優先課題，而維持共黨的絕對領導，則是內政中的「重中之重」。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共黨政權，但在74年後自我消亡，其提供的殘酷經驗就是「共黨制度解決政治問題容易，解決社會問題難」。中共記取了教訓，決定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不是西方的議會民主，也不是前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消除社會的矛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部分人和部分地區富起來，中國大陸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隨高度經濟成長而來的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改革開放沒有讓全部人和全部地區富起來，因此習近平決定從脫貧著手。今年是在2021年中共建黨100年時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之前的最後衝刺階段，距離年底脫貧底線愈來愈近，但中國大陸的經濟下行卻已引發龐大的失業危機，而兩者都形成了「穩定壓倒一切」的當務之急。
為了維持穩定，外界注意到，習近平的治理已回復到毛澤東時期的極權主義模式。共黨穿透社會每一個層面以擴展管控網絡。有人認為，習因「時間緊、任務急」，處在非常時期，故必須採取非常手段。但重點在於他強調制度自信，並沒有打算進行結構性的改革。習只是從反腐肅貪下手，企圖消滅這個深藏黨內，並已形成物腐蟲生的共犯集團。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讓人耳目一新，但付出的代價，是讓無數既得利益者受創，並將俟機進行反撲。
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強化內部那些要求在策略上調整「韜光養晦」，改以「奮發有為」來提升中共國際地位的呼聲。但國際地位的提升，並未使中共的國際形象水漲船高。習近平目前致力於爭取國際話語權，並在「強國必先強軍」的口號下，對外展現肌內。然而，中共的努力換來的卻是周遭疑懼的眼光。
對美工作仍是中共對外關係的重點。但目前中美關係卻因雙方的貿易衝突，一步一步走近「修昔底德陷阱」。川普9月24日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說火力全開，對中共的批判毫不留情。
完成祖國統一，攸關習近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而從中共的角度看，中國大陸內部今天仍面臨三股勢力的挑戰，即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這使中共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統一強國。而台灣問題正是中共走向強國之路途中的「阿基里斯腳踵」。
在兩岸分治40年後，習近平把兩岸關係仍定位在和平發展的階段，希望以深化交流、促進融合，來完成兩岸的和平統一。但兩岸關係在蔡英文執政後，已出現嚴重倒退，而半途殺出一個香港「反送中」運動，又使北京在處理台灣問題時，感到軟硬難施。一種時不我與的感覺，會讓習近平因焦慮而產生急迫。處理兩岸關係，未來可能面對的不是趨統和趨獨的問題，而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曾於柯林頓任內擔任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的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即把崛起背後的中共，形容為一個「脆弱的強權」。大有大的難處，中共如何因應百年變局，習近平或許給自己的責任太大，給自己的時間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