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恩／香港中學輔導老師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9月初曾在記者會公開表示，當香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後，不論是香港特區政府還是全體香港市民，都「應把國民教育和國家意識培養」作為重要工作。
與此同時，為了應付開學以來校內學生各種政治表態的行動，不少學校均在情緒支援之學生輔導層面以外，選擇以「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教學活動作為臨時應對措施，嘗試將社會價值觀對立下產生的張力轉化成具體的教學操作，並減輕一直在鎂光燈下之通識科同工（夥伴）的壓力。
作為一個長期負責校內德育及公民教育事務的老師，上述事態的發展趨向絕對是在估算之內。當然，連月來香港的社會爭議，與回歸前後之國情／國民／公民教育論爭並無任何直接因果關係，但嘗試從這個板塊分析香港回歸22年來的轉折，亦未嘗不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角度。
林勉一在「邊個教壞香港人？」中提及港英政府屬下的教育署在1985年推出《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導致40歲以下香港人大多傾向普世價值中追求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無可否定的是，香港政府還在同年成立公民教育委員會，負責公民教育議題的宣傳與推廣，乍看之下，港英政府「埋下地雷」的嫌疑甚大。
所謂公民教育的「滲透式」教學，不過是每年編寫一輯《公民教育資訊》及每月出版《學校公民教育簡訊》，根本成不了氣候。為避開可能引起民族情緒的內容，本土文化或愛國教育等內容更是長期缺席。
在回歸前一年面世之《公民教育指引》的確加入批判思考、價值教育，乃至政治概念，這或許有助學生反思本土文化，甚至透過比較不同地區之區別，從而加強對民主自由之渴求，但不爭的事實是，回歸初期的公民教育主要仍以「公民素質」（即環保教育、性教育等）為核心，直到2000年課程改革文件 （《學會學習》） 中，政府才第一次高舉「國情教育」旗號，並將「國民身分認同」確立為課程中五個優先培養價值觀之一。
值得留意的是，當時所謂「國情教育」的具體運作，主要是透過第一手的生活經驗（如各類國情教育遊學團），提高學生對國家的客觀認知和主觀感受，當中甚少涉及硬性灌輸愛國思想部分。以本人工作經驗為例，當年遊學團不單安排大量參觀國家重點設施，更有不少互動，例如兩地年輕人交流對話，甚至不避尷尬，容讓學生認識國內發展一些未臻完美的地方，當年我便曾帶領來自香港不同學校的學生進入農村，實地認識三農問題。
有趣的是，當年學生並未有因接觸到中國社會「陰暗面」而討厭中國，反之，他們在過程中甚為用心，希望可以協助祖國排難解憂。愚以為，出現這種現象的道理很簡單——皆因這種模式暗合一直以來香港教育常用的「知情意行」理念——先透過對事件的認知建立基礎，藉以強化情感上認同，然後將「情感」昇華，並建立一套價值觀和思想（即「意」），最後將價值信念付諸行動。根據港大民意網站「港人對身分類別的認同」之研究，2008年正是港人對國家認同的高峰，近4成港人（38.6%）自認為中國人，認為自己是在中國的香港人亦有近3成（29.2%）。
可惜的是，行之有效的國情教育模式基於各項原因而轉向，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亦於2010年7月1日更名為「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後來在2012年出現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爭議」，相信大家亦耳熟能詳，故不贅。
今年5月前，跟學生聊天時，不少學生均指出到深圳或大灣區「小旅行」是他們新興喜好。他們聯群結隊喝喜茶、吃酸菜魚、牛蛙鍋，即使他們無法北上，也會看大陸劇追捧大陸偶像明星，甚至日夜流連淘寶網店。在某程度上，他們的生活模式逐漸融入大灣區，而專門拍攝珠三角消費生活的網紅西Dorsi之崛起，正好反映這股熱潮。
值得一問的是，是什麼原因導致6月過後，本來對國內消費生活並不抗拒的年輕人，成為街頭運動的主力？國情教育中的「情」字，有多大程度可以解釋這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