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記者處於手寫稿、傳真機發稿、用BBCALL與報社聯繫的時代，首夜混亂中，我趕到南投體育場救災中心發第一篇稿。此後似乎就沒有公務車可坐，用攔便車、大車換小車的方式進入中寮村。
所有在921第一時間進入中寮村的人，應該都永生難忘，有數排連棟兩、三層樓建築震垮，最底下夾著一輛輛布滿塵土的車屁股。一些村落的農人照常忙著，空氣中瀰漫檳榔花香，但，世界已徹底改變。
我到了一戶門埕停放三大四小棺材的人家，災民是一位運送香蕉的司機，他的太太懷孕待產，因此一門七屍八命喪於地震。他蹲在地上，反覆說，那晚他只是載運香蕉到集集，也就是不到半小時的時間卻屋毀人亡。
地震已是國際事件，20個國家派出的38個救難隊、醫療團已紛紛趕到，報社記者全趕往各地現場，我是總社先遣的散兵，自己每天找新聞、發新聞，倚賴救災便當，感冒了去日本醫療團的救護站領藥。
島嶼被震裂了，人心卻凝結起來。記憶中，那是台灣全體居民最團結的時刻，人人揪心看著韓國救難隊長崔珍鍾在大里市的廢墟中，救出受困逾87小時的6歲男童張景閎；受困東星大樓長達6天的孫啟峰、孫啟光兩兄弟獲救，也令人有救贖感。
921的死傷人數、災情全貌是逐漸顯露，生命消亡有天災也有人禍。日夜來回災區、旅館，總會經過半毀的台中德昌大樓，那裸露水泥柱外覆沙拉油桶，成了我的永恆記憶。我空無一物去了災區，每夜回旅館洗衣，七天後被報社召回，走出台北火車站，街頭依然喧囂，而我是一個有裂紋的人了。
楊索╱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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