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2月7日《臺灣日日新報》一則標題為「賣藥行蹤可疑，新竹郡正取調中」的報導，指出有位日本富山縣藥商到新竹配置藥袋，實際上是「先用後利」即先用後收費，這與當時「內地」的「家庭配置」販售模式相同，一般認為這就是後來台灣人「寄藥包」的濫觴。
所謂家庭配置是將諸如感冒藥、腸胃藥等分別包裝，且附上訂購單，僱用台灣人到各個鄉村去挨家逐戶的推銷藥品，先使用後付款，每隔三至六月巡迴一輪，這倒也解決了偏遠地區的部分醫療需求，更衝擊了傳統漢藥市場。
那些包裝好的藥品被稱為「成藥」或「便藥」，日後又改稱「家庭平安藥」或「家庭常備藥品」；藥廠的推鎖員則被稱為「賣藥郎」、「送藥生」、「賣藥仔」、「寄藥仔」與「寄藥包仔」等等。
寄藥包仔為防他人來搶生意，就會跟消費者套交情來鞏固地盤；其次又因識字者不多，於是在藥包的印刷設計上乃以圖形示意，譬如藥包上印有蝦子、烏龜和掃把，就是專門治「蝦龜掃」的咳嗽藥，如今回頭審視，還真創意十足。
戰後台灣早期還可以看到寄藥包仔騎著「勝利牌」腳踏車穿梭於鄉間林野，後來改成摩托車，只是這一切皆已成追憶。
魚夫╱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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