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踏入8月，我前赴加拿大探望早已移居該處的父母，也是暫時遠離紛紛擾擾的香港，令繃緊了精神狀態得以放鬆一下。個人至今倒未持有外國居留權。
近日在朋友圈內廣泛流傳的，除了反送中運動中警察的種種暴行，還有林林總總關於移民計劃的討論。過去十多年香港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台南和馬來西亞的檳城，均成為香港人投奔的熱門地點；但近日新加坡、紐西蘭、日本和歐洲諸國，也相繼成為被炒熱的對象。對那裡的居住環境較佳、居留自由度較大、移民成本較低等等，朋友們皆如數家珍，好不熱鬧。
假如1997年是香港移民潮的高峰，2019年大概會是一個移民暴，規模比22年前還要來得壯觀。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馬（Paul Romer）曾提出「特區市」（charter city）的概念，建議劃出一些原來沒有人居住的地區，建立規章制度迥異的全新城市。不同地區的人民則可自發搬到這些城市，自願參與新制度創建的實驗。此舉將能借助特區市作為試點，在小範圍逐步引入新的發展模式。毋庸多言，香港、深圳和新加坡正是特區市的典型。
顯而易見，特區市的主要優點是吸引人才匯聚，共同推動創新的社會實驗，若然成功，甚至有力打造出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但作為銅幣的另一面，則一旦制度創建的實驗失敗，早前的自願進駐者同樣會自動離場，人才星散乃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對當權者來說，強化這種「劣幣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可能是最樂見的結果；但對普羅市民來說，這代表著對未來已不再存任何希望，香港可能已屆生死存亡的臨界點。
早年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老一輩均視香港為人生中轉站，暫時解決溫飽問題的棲身之地，並無對香港建立深厚的歸屬感；近年中港矛盾大大加劇，新一代的本土意識迅速提升，對香港的身分文化認同亦迅速加強——問題卻在於：當一輪烽烽火火的政治運動過後，新一代又是否真正願意留下來，共同為這座危城的殘局作出承擔？
香港人最終會否選擇移民？這原是一個相當個人化的抉擇，涉及政治以外的眾多社會經濟、文化以至家庭因素，各有前因，難以一概而論；但當一個城市出現移民潮甚或移民暴，則它便大大超出個人和家庭層面，便構成了重要的正面或負面政治效果，影響到一個城市的未來走向。
假如香港人大舉「外逃」，固然意謂著人才和經濟資源的流失，尤其是高學歷的中產階級，將是較易取得外國居留權的一群，而遺下的則是無力移民的基層市民。但更加關鍵的問題是，香港人選擇「用腳投票」，對香港的長遠未來報以不信任，亦意謂對社會政治發展欠缺承擔，不再願意為香港前途盡一分力。長遠來說，這是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沉重打擊。
而作為銅幣的另一面，在中年一代更傾向移民之餘，年輕一代或更願意留港發展，同時培養出長期和持續抗爭的素質，逐步在政治挫敗中學習和成長，不再奢望民主運動一蹴而就，反而學懂與專制威權進行更持久的角力。如此香港人的政治參與水平或會有所提升，民主運動能建立更穩固的基礎，亦未可料。但願這不單單是我一廂情願的幻想！
事實上，當人們常把反送中運動，說成是end game、最後一戰，這種「沒有明天」式的決戰思維，正好構成香港揮之不去的「政治心魔」。每一代人都只看當下處境，高喊「舍我其誰為我城」，卻總看不見其他國家爭取民主，幾乎無一例外要經數代人的接力，歷時數十年的堅毅不撓，前赴後繼。
每當大型運動退潮或被封殺，香港人便急於移民他方，試問又怎可能累積民間動員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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