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鈺雄／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刑事法研究會執行長
香港反「送中條例」（即《逃犯條例》）抗爭活動，波瀾壯闊，歐美聲援，舉世關注。正好，日前媒體報導「紐國拒犯人引渡中國」，紐西蘭法庭質疑中國的司法人權，遂二度撤銷韓籍紐國移民金京燁（涉嫌在上海殺人後逃回紐國）的引渡令。諷刺的是，唇亡齒寒的台灣，部分媒體與名嘴卻大剌剌宣稱：「犯罪者被引渡天經地義，怎麼會是惡法？」
簡言之，國際司法互助的嫌疑人（按：未定罪確定前不能稱為「犯罪者」）引渡，向來就不是這麼「天經地義」，而是一個連動國際人權與公平審判的複雜法律問題，國際間也因此發展出許多引渡前提和不引渡原則。眾所皆知的是「政治犯不引渡原則」，這個原則早已是國際共識和自明之理，連獨裁國家請求引渡都不敢擺明是要追緝政治犯，所以請求引渡都會包裝其他「看起來正當」的刑事罪名，諸如貪污、性侵、逃漏稅等。
一般而言，法治國家都會審查並拒絕「實質出於政治動機」的引渡請求，但香港現實上有無這個能力？正是問題所在！
其次，被請求引渡者並非政治犯，僅是引渡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而金京燁案，爭點也無關政治犯。在二次戰後，由於國際人權框架的興起，包含區域性的《歐洲人權公約》（ECHR）、聯合國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及《反酷刑公約》（CAT）等，改變了國際引渡規範；在國際人權機構滴水穿石的努力之下，陸續突破傳統國家主權障礙，確立了許多人權觀點的引渡基準，尤其是「死刑不引渡原則」、「酷刑不引渡原則」及「違反公平審判的不引渡原則」。自此之後，引渡再也不只是「兩邊都說好就好」或「平等互惠」的問題而已了。
以歐洲人權法院Soering（1989）及Stojkovic（2011）兩則標竿裁判為例，前者發展成國際司法互助普遍承認的Soering原則（含以上3個不引渡原則）；Stojkovic裁判進一步強調國際司法互助絕非「公平審判的化外之地」。此外，《反酷刑公約》第3條明文禁止各締約國驅逐、遣返或引渡任何人到「有充分理由相信其於該國將受到酷刑」的國家。簡單說，任何引渡國都有義務實質審查並確保嫌疑人被引渡後，在請求國不會受到死刑、酷刑威脅且能夠享有公平審判之權利，否則即應拒絕引渡。
上開國際人權基準也成為歐美國家引渡法律的基本要求，例如瑞士《司法互助法》（IRSG）第37條第3項就明文規定：「若請求國不能擔保被追訴人在請求國不會被判處死刑，或已被科處之死刑不會被執行，或被追訴人不會遭受影響其身體完整性的處遇者，則應拒絕引渡。」這個具體轉化Soering裁判及ECHR、CAT的立法規定，正是當初我國與瑞士進行汪傳浦案司法互助時的重要障礙，這部分暫且不表。
但只要對照過德、瑞等國的《司法互助法》（尤其是Soering條款）和系爭的香港《逃犯條例》，就可以知道為何後者不符合國際間的引渡標準。
總言之，就當代法治國家言，准予引渡的前提應該是有充分理由「信任」第二個司法轄區（即請求國）的司法人權水平。而這正是金京燁案的爭議所在，也是港人反送中的內在原因。
金京燁案，儘管中國已經向紐國做出不判處死刑的正式承諾，這部分引渡障礙算是解除，紐國司法部也曾批准引渡金京燁的請求。但金的律師以前開國際慣例與人權基準為本，提出司法救濟，主張紐國有義務拒絕將嫌犯送往「存有重大刑求風險」或「無法接受公平審判」的司法轄區（也就是主張酷刑及違反公平審判的不引渡原則），日前得到紐國上訴法院判決的支持，撤銷原處分，要求紐國司法部重新評估引渡請求。由於金案據稱是中紐之間第一個引渡請求案，判決時機又適逢香港反「送中條例」的抗爭熱潮期間，其標竿性意義不容忽視，可惜在台灣媒體環境之下，關注率相當低。
從金京燁案回到台灣。我不得不說，即使紐西蘭這樣有悠久普通法傳統的國家，金案也是經過多年鍥而不捨的司法救濟而來，而且還是靠「國際人權」的加持，最後才能有所斬獲。相較於紐國，強敵環伺的台灣，更沒有不關注國際發展、不接軌國際人權的本錢；在此脈絡，我想起「不接軌卻接到鬼」的雙杜死刑案（101台上900），台灣法律人當引以為戒！
訂閱《蘋果》4大新聞信 完全免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