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勉生/退休大使
中共佔據大陸後隨即與我們展開邦交爭奪戰,導致歐洲主要國家紛紛與我斷交,我們的大使館被迫關閉,館員也被強制驅離。尤其是1971年我們喪失聯合國代表權之後,我們的國際空間遭到更大的擠壓。
但是由於台灣經濟實力持續增強,歐洲國家感到仍有必要與我政府建立聯繫管道,於是同意我在該國設立代表處。但是種種限制,令人不堪回首。
首先是代表處地位。我們的代表處必須以當地民間社團的名義設立,向內政部登記,並且逐年提出活動報告。社團負責人必須為該國國民,我們派駐的代表,只能擔任會員。同時我們派駐的總人數也有限制。
其次是名稱。由於是當地民間社團,名稱也受限制。例如駐英國代表處叫做「自由中國中心」,駐法國代表處叫做「法華經濟貿易觀光促進會」,駐德國代表處叫做「遠東貿易中心」,駐比利時代表處叫做「孫逸仙文化中心」。不僅如此,我們代表處跟國內機關聯繫時,還不能用正式機關名稱。因此,外交部化名為「遠東貿易總公司」,經濟部化名為「金甫發」。
第三是工作限制。我們派駐當地外交人員,必須隱瞞真實身分。代表處無權製發旅外國人護照,必須假借台北外交部名義,由駐處領務秘書用化名簽署。代表處也不能核發外國人來台簽證,必須製發「簽證介紹函」,用訂書針釘在外國人護照上,持憑登機來台。
這就是我們邦交戰失敗,在無邦交國必須忍受的屈辱。
前述種種不正常現象後來已經逐步獲得改善。代表處目前已經可以直接核發旅外國人護照、文件證明,以及外國人來台簽證。
為什麼各國願意與我建立實質關係,並且逐步強化?因為我們經貿實力強勁,與世界主要國家往來密切,獲得各國高度重視。
當年政府訂定政策方向,扶持民間企業,提供良好環境,使中小企業蓬勃發展。高雄及楠梓加工出口區的設立,使台灣經濟起飛。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立,更將台灣工業實力向上提升。使台灣在國際經貿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若干年前,美國時代雜誌刊出封面文章〈Why Taiwan Matters?〉,細數台灣的強項,顯示台灣在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都是民間企業的功勞。
但是最近這些年,政府嚴重失職,沒有掌握全球經濟發展趨勢,一切以政治考量為主。政治掛帥的結果,使台灣經濟發展停滯。幸虧台灣的民間企業,自立自強,努力研發創新,主動開拓國際市場,暫時還能為台灣撐住局面。
值得憂慮的是,我們無法加入目前由日本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政府推出的新南向政策,也無法使我們加入包括東協十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蔡總統就任後,台灣一直無法與重要貿易國家簽署雙邊FTA,對台灣產品出口極為不利,甚至可能在世界經貿體系中被邊緣化。
當今之計,唯有喚醒政治領袖,拋開個人權力慾望與私心,摒棄政治算計,帶領國人齊心協力拚經濟。執政者要敞開心胸,廣徵良方,與民間企業以及在野黨共商大計,擬定經濟發展策略。國人也要睜大眼睛,選出真正大公無私,以發展國計民生為己任,並有治國能力的領袖,才能確保台灣繼續於國際社會享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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