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采】黃哲斌專欄：萬一，兇手父母是好人

黃哲斌／自由撰稿人 

幾年後，當我們回頭看，《我們與惡的距離》或許是一個標記點，標示著台灣社會在「殺人者死」的簡單正義之外，開始願意看向更遠、更難之處，開始凝視無差別殺人案件中，兇手與被害者身邊的生者、個人偏差之外的群體因素，以及我們還不理解的人性幽暗。

當這部充滿誠意的台劇落幕，我們還能從哪些文學或影像素材，持續探索此一題目？推薦兩部英美電影，《凱文怎麼了》與《找回心方向》。

這兩部電影，都以美國近年的校園大規模殺人案為布幕，以虛構情節，試圖追問創傷社會的的焦慮：為什麼？看似沉默乖巧的學生，幾乎毫無預警，犯下無差別殺人案？青少年焦躁徬徨的內心深處，如何埋下冷酷殺機？

除了質疑媒體角色，它們都提出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殺人兇手的父母，應該連帶接受社會譴責嗎？如果，他們已經善盡親職，卻無法防範悲劇發生，還需要背負死者家屬恨意、鄰里仇視、鄉民辱罵、媒體污名，被迫在「怪物的產地」標籤中苟活嗎？

萬一，他們原本都是好人，卻在社會壓力下，變成另一種受害者，最終需要承擔哪些法律條文之外的隱形罪罰，才符合「社會正義」的想像？

其中，《凱文怎麼了》改編自蘭諾．絲薇佛的小說，時空設定在「科倫拜校園槍擊案」半個月前，另一名高中生凱文，在學校體育館殺害九名師生，留下驚愕悲慟、人生碎裂的母親。
電影中，凱文母親幾近自虐，逼問自己哪裡犯錯、遺漏哪些細節、錯失哪些機會，無能阻止凱文犯下滔天大罪。她不斷到少年觀護所探視，希望從凱文口中得到答案，最終，母子一起面對那樁悲劇，蒂達史雲頓的演技赤裸真誠，不時讓人戰慄嘆息。

凱文自小叛逆，相對地，《找回心方向》的少年山米內向沉默，同樣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找回心方向》的亞裔編導，有一親友喪生於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他深受震撼，以此為背景拍攝此片，希望從兇手父母的視角，探求悲劇成形的因素。

兩部電影基調不同，但都誠懇冷靜，試圖檢視青少年殺人的動機，尤其關注家庭與親職角色的微妙牽動。憤怒、抑鬱與暴力像一片片細雪落下，在少年心底累積堆疊，難以察覺，直到一夕雪崩，壓垮整個社區與家族。

看完電影，還能讀《凱文怎麼了》原著，尤其細膩探討母親的尷尬為難。若還不足，《被遺忘的孩子》、《事發的19分鐘》、《無人知曉的七月十日》等書，都能補充不同角度。

當事人家屬變故後的心理狀態，近年漸受重視。2008年日本發生秋葉原隨機殺人案，七人遇害，兇嫌被判處死刑；案發後，兇手的父母離異，母親精神崩潰、父親被迫離職，弟弟則自殺身亡，並留下日記，描寫自己身為殺人犯家屬，背負社會壓力，不斷搬家、不斷換工作，論及婚嫁的女友也分手離去，「只能在陰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幸福」。

這是一起悲傷案例，也是我們還待學習的難題，冷酷殺人案發生後，除了直覺反應的「一命還一命」，如何避免炒作憤怒、盲目獵巫？如何不讓報復心理假借正義之名，成為擴大仇恨傷害的薪柴，反而忽視兇案背後的幽微成因？

凡此種種，既是「我們與惡的距離」，也是「我們與善的距離」，如何選擇站立位置，最終決定一個社會與文明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