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不同外來政府統治的「重層殖民」——原民為何是轉型正義的原點

江子揚／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法學碩士
                                     
屆臨2020年台灣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國內各政黨總統候選人初選辦行如火如荼展開，作為現任執政者的蔡政府，其諸多政策特別是有關改革措舉方面，包括能源環保、婚姻平權、勞工年金改革與轉型正義工程等，勢必為日後不同政治團體間競選攻防主軸。
 
此間有關轉型正義工程部分，無論係立法制定如《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等，以及依此而創設獨立機關：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與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等，皆收穫一定成效也是施政上亮點所在，其中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推動已有實質進展，但較諸前述二者似乎有所力有未逮，因此下文將就此進行討論並探究其因。
 
轉型正義工程作為近代國際社會民主轉型最重要歷程之一，有關討論泰半聚焦於Huntington在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中針對甫自1980年代，由中東歐國家開始後擴散至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界定與歸納 （ Huntington,1991），因此不免產生特指新興民主政府對於既往威權時代有關遺緒問題既定印象。
 
然而，就國際經驗來看，若干民主國家對於轉型正義處理過程，不一定面臨過去威權統治情況，而是著眼於先前國家對於族群的壓迫與同化層面上，如美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等皆積極面對與處理既往國家透過政策對於原住民族權利的斲害與壓迫情事 （胡博硯，2018：8；謝若蘭，2016：2）。此牽涉轉型正義處理廣幅程度，即所謂狹義與廣義轉型正義工程內涵。
  
原住民族研究者阮俊達先生在〈族群主流化觀點下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阮俊達，2016），針對原住民族在台灣轉型正義工程面臨情況與境遇進行若干分析，研究指出原住民族不僅是「歧異的歷史觀點與衝突的國族認同中」，亦是「轉型正義複雜工程的『原點』」，此外並進一步提出族群主流化（Ethnic Mainstreaming）意涵 以及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特殊性等觀點。筆者將嘗試透過該文理路進行以下討論。
 
首先，族群主流化觀點涵攝「各級政府部門具備基本的族群敏銳度，並讓社會大眾意識到每個人都是族群關係的當事人，進而促使多元族群都能夠共同參與社會主流的建構」。若進一步討論，則族群主流化牽涉積極與消極兩面向，其中，就消極面向而言，政府各級單位需避免歧視但正視族群差異，同時排除在政策制定上預設的優勢族群思考模式；在積極面向部分，則須力促國家社會各層面多元族群的參與和建構機會，即「共同參與主流的建構」，因此原住民族得以進入台灣社會主流，進而實踐不同族群間的對等互動。
 
其次，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特殊性，特別係針對「持續性不正義」（Enduring Injustice） 部分。返視近代台灣史發展脈絡，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針對原住民族治理方針，無論是土地處分、資源管控、治理機關布建以及行政區域劃分等，幾乎承繼日本領台期間的政制，因此原住民族所受到的權利侵害與壓迫情況，係一種不正義的延續型，其中，特別是1950年代所推行的一系列「山地平民化政策」，包括語言權、土地權、文化權、教育權、姓名權與發展權等更是斲傷原住民族各式生活權利，白色恐怖期間，對於樂信．瓦旦（林瑞昌）、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與雅巴斯勇．優路拿納（湯守仁）等原住民族菁英生命權的剝奪，更彰顯著原住民族所受到人權侵害兼具集體與個體之向性。
 
原住民族不僅是台灣土地原始主人，更是作為台灣歷史發展起點與根源，其後迭經不同外來與殖民政府統治的「重層殖民」性格，在民主化後、轉型正義工程開展伊始之際，原住民族的權利回復與歷史正義問題有其重要與急迫性，並且無論是威權期間對於個別原住民族精英的傷害，以及政府系統性對原住民族集體權利的剝奪等，原住民族與威權時代政治事件的轉型正義工程處理都是台灣邁向國家正常化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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