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謝承勳：檢察官濫訴嗎？看看數字怎麼說

謝承勳／新北地檢署檢察官
 
18日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議《法律扶助法》增訂第34條之1，該條內容為：檢察官因重大過失有（1）起訴所附證據顯不足以證明被告有犯罪嫌疑，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2）或審判中發現有應撤回起訴之事由而不撤回，（3）或顯無上訴理由而提起上訴之情形，法院得裁定命檢察署負擔法扶基金會酬金及費用。立法理由大概是，我國法扶基金相對歐美國家少，要防止檢察官濫權造成的法扶基金負擔。
 
首先，有趣的是，該案於2016年提案時，Kolas Yotaka為連署委員之一，據報載，其於2018年對陳采邑律師提起民事訴訟時，以原住民之資格申請法扶律師。其申請法扶固然於法有據，但其時任行政院發言人之人，顯然不是《法律扶助法》第1條「對於無資力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立法意旨所要保護的對象，就此案例而言，修正法律扶助法有關原住民一律無須審查資力之規定，才是關鍵。
 
再者，本案立法理由似乎認為檢察官濫訴屬於不少見的情形，來看統計資料：（統計數據均引自法務統計民國106年年報）
 
2007年至2017年間，起訴後判決有罪確定之比率分別為95.4％、95.2％、94.9％、95.1％、95.6％、95.5％、95.9％、96.4％、96.3％、96.4％、96.3％，也就是平均定罪率約95％以上，這樣可說是濫訴的話，我也是醉了。
 
近年來司改團體以蘇炳坤、蘇建和、江國慶、鄭性澤等冤案，指摘檢察官濫訴，試問真的冤案一年有幾件？檢察官、法官，乃至律師資格之告訴代理人都是凡人，無法回到案發當時當場洞察真相。而依證據判斷之事實，難以百分百與「真實」相符，是無法避免的，也是現代訴訟制度所必然，縱使採陪審團制度，也是平民法官依據證據所判斷之事實，終究無法如神般還原真實。難道司改團體冀望的是檢察官必須如晶圓良率般趨近99％的正確性？
 
再提出一個數據佐證，2017年地檢署終結案件為47萬9087件，其中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而不起訴處分的，為14萬5740件，約佔30％。這些案件都是經檢察官過濾，認為無法認定被告有罪，而給予不起訴的偵查結果，而每份不起訴處分書，都要詳載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對於被告有利不利之處，予以分析說明，實為檢察能量一大負擔，在這樣的情形下，檢察官起訴定罪率可達95％，何以背負濫訴之名？
 
筆者從事檢察官工作6年多，案件的處理都是依照證據判斷，該起訴的案件，要寫出不起訴處分書也很難，因為必定會寫得很彆扭，會寫出與證據違背的論述；反之，該不起訴的案件亦然。就我所見，同儕對這份工作都很認真，近來警方頻繁實施斬手（車手）專案、安居專案（緝毒），許多同事感到壓力沈重。
 
於公而言，從事檢察官工作當然以懲惡而不冤枉為目標，但就私人生活而言，這些專案、績效，與自己無關，不影響升遷、加薪，如同行名言「案件是國家的，身體健康是自己的」，私心莫不希望「世界和平」。而不知是何處開始的誤解，認為檢察官要拼績效云云，實為大謬。
 
2017年新收偵查案件共48萬2428件中，檢察官自動檢舉的，有1097件，只佔百0.2％；而檢察官自動檢舉案件數量從2007至2014年間的3、4000件，自2015年開始銳減到1000多件，這些統計數據也可佐證。
 
其實最令人寒心者，乃少部分仇視檢察官、法官之律師或學者，認為檢察官濫權、收賄，且罪大惡極，而以改革之名，實現報復私欲，讓偵查手段受限，無節制擴張被告防禦權，將檢察官、法官定位為「被改革者」，應聽從他們的意見。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司法官受訓時間長達2年，為我國公務員最久的，結訓後還要歷經至少6年的審查，才可以真的得到任用為檢察官或法官，每個檢察官每年多則經手千件案件，刑事法官也是數百件之譜，刑事訴訟的歷練不是同年齡律師看得到車尾燈的程度。
 
要論現行制度缺失，院、檢絕對可以提出很多，改革可以院檢辯大家來討論，而不是只想要一言堂，一心想要箝制偵查、審判之能量，如此實非國家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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