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設辯公護人：酒駕致死為何要判得比法定刑低？

簡松柏／台南高分院公設辯公護人
 
「酒駕致死」案件為何判刑要判得比法定刑低？很實際，為了宣告「緩刑」，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刑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確實是原因之所在（減刑之後，處刑就可以落在判處緩刑的二年以下刑度），但是，為甚麼要判「緩刑」？
 
又《酒駕致死為何判得比法定刑低？》一文所說的：「法官之所以判得比酒駕致死的法定刑來得低，理由無他，主要是因『被告要爭取緩刑』」、「減刑事由也算常見，主張『自首』就好了，譬如有些酒駕被告肇事後，自己也被送到醫院去了，『家屬在醫院就會告訴員警說被告酒後駕車，這時法官會認為符合自首』」這樣的說法，可能會有誤導；以下的說明，請參考。
 
1.關於「自首」減刑規定
《刑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484號刑事判例要旨：『自首，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要件。如案已發覺，則被告縱有投案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亦祇可謂為自白，不能認為自首。』）「酒駕致死」案件的肇事者（即被告）獲得「減刑」，「自首」確實可能是最多的：

a.這類案件，符合「自首」的最常見事實，是員警據報後很快就來到肇事現場，當第一位（或第一批）員警到達現場、詢問誰是肇事車輛駕駛人的時候，不待第三人指述，被告就承認自己是駕駛人（員警所製作的自首情形紀錄表，大抵都是如此記載）；相對的，在被告承認自己是駕駛人之前，如果已經有第三人先於被告、向員警指明肇事者是被告，這時候，被告肇事的行為事實就已經被員警所「發覺」，自此之後，依據「自首」的規定，被告就不再可能符合自首的法定條件了。

b.酒駕肇事後，被告不是留在肇事現場、而是被送往醫院醫治的情形，在醫院接受治療的被告，他不會因為家屬告知員警說肇事者是被告而成立自首（被告沒有委託他的家屬來代理他自首）。因為，當家屬向員警述說被告是肇事者的時候，被告的肇事行為事實就已經被員警所「發覺」；既已被員警所「發覺」，也就不再可能符合自首的條件，這與a.所說的情形是一樣的。
 
2.關於「酌量」減輕其刑規定
「酒駕致死」的法定本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如果不是自首，除了行為時尚未年滿十八歲的人，法院可量處的最低刑度就只是有期徒刑三年？不，還有《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可以運用。其實這也是「酒駕致死」案件的肇事者（即被告）能夠「減刑」而獲得「緩刑」的重要原由之一：

a.立法理由：「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五十七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具有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為條件，故特加一顯字，用期公允。」「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

b.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要旨：「刑法第五十九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同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61年台上字第1781號、69年台上字第4050號判例要旨均同。）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263號解釋：「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其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擄人者，不分犯罪情況及結果如何，概以死刑為法定刑，立法甚嚴，惟依同條　例第八條之規定，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c.依據a、b，足證《刑法》第五十九條酌減其刑的規範重心，在於審酌案件的種種具體情狀之後，認為即使科以最低法定度刑，仍然會存在「情輕法重」、違背「罪刑相當原則」的不當現象，那就是所謂的「顯可憫恕」。換言之，《刑法》第五十九條所規定的「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其實是一體兩面，並非不同的兩個條件。因此，考量「酒駕致死」案件的被告，肇事前、肇事時、肇事後的各項因素，可以認定科處最輕法定本刑有期徒刑三年的刑罰，仍然存在情輕法重、有違罪刑相當法則的情況，這時候，就可以運用這個規定來為被告減刑。
 
3.關於「緩刑」的目的
「酒駕致死」的案子，就刑事法庭來說，這可以說是法官最容易下判決的案件類型；「酒駕致死」的法定本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承審法官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三年數月、甚至更重的刑罰，其實是輕而易舉的事。既然如此，那為甚麼不這樣做？即使媒體、輿論一再「撻伐」，承審法官還是「依然故我」、繼續「恐龍」，還是這麼不接「地氣」，這原因何在？

a.讓被害人家屬通過民事上的「和解」（或調解）而確實、能夠得到「相當數額」的損害賠償金額（至少是被害人家屬勉強能夠接受的金額），這是最大的考量。

b.對「酒駕致死」案件的被告來說，損害賠償未必是他們所關心的、至少不是最關心的事；他們所關注的事，通常都聚焦於自己能不能獲得「緩刑」（事實上，這不單單是『酒駕致死』的刑事案件如此，所有的車禍致死案件也幾乎都是這樣）。為了獲得「緩刑」，被告（與被告的家屬）通常就會盡可能的去籌得「相當」賠償金額（至少是被害人家屬勉強能夠接受的金額），用以取得被害人家屬的「諒解」，進而得到他們所期盼的「緩刑」。正因為如此，「緩刑」就成為法官可以讓被害人家屬得到賠償或較高額賠償的有效工具（這其實在檢察官的偵查階段就這麼進行了）。

c.被害人的家屬為什麼會接受被告獲得「緩刑」？是為了得到金錢賠償？是因為得到了金錢賠償，所以放過被告？就個人所接觸過的案子來說，這個答案是否定的。通常，被告提出的賠償金額（甚至是分期賠償）距離被害人家屬起初所要求的，其實都相距甚遠；雖然如此，被害人的家屬最後還是選擇同意，同意的原因是「心軟」。
 
除非被告肇事後的態度確實相當惡劣，被害人的家屬其實也都不樂見被告被關進監獄（因為他們不願意看到被告失業、更不願意看到被告的家庭破裂）。所以，只要被告盡力了、只要被告所籌得的賠償金不要少的太離譜，當他們能夠感受到被告的誠意，他們就會選擇接受，而同意被告獲得緩刑（至少不反對被告獲得緩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