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普悠瑪號翻車事件，若非該案死傷慘重而受到矚目，立法委員也加入調查，吹哨者不忍駕駛員孤獨承擔所有體制下的弊端，而願意勇於揪出內部真相，那麼，本案的調查，是否可能就真的只停在駕駛者一人身上?如果不是矚目案件，檢方怠於調查證據時，被害者究竟有無救濟的管道呢?
當然，檢察體系內有許多非常細心、認真並同理被害者的檢察官，不能因幾件爭議或被質疑的案件，就全數抹滅那些優秀檢察官的努力，本文只想提醒或思考「不起訴處分」制度，是否讓被害者在司法的路更弱勢？或我們還能做甚麼制度性的改變？
一般民眾或許不知道，檢方不起訴處分確定的效力很大，類似法院刑事判決的確定力，具有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功能，除非有新事實、新證據等，否則很難再重新啟動調查。但起訴後的被告在法院的救濟，原則有三級三審，反觀被害者，在不起訴的案件中，在偵查庭只有二個審級，也就是地檢署及高檢署，實質再進入調查，也只限於地檢署，至於交付審判的制度，使用過的人都明白那個制度如同再審般的困難。
法院因資訊透明，人民可以監督，那麼檢察署是否也有被監督的可能?有無可能在不妨礙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加入人民的監督機制？曾有學者提議參考日本「檢察審查會」，就不起訴處分及行政簽結部分，加入人民參與審查，這或許是思考方向。
無論如何，誠摯期待所有制度的改革，多納入被害者在司法的程序權，這應該是多數人民的心聲。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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