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作家
以前在哈佛大學有一位極負盛名的思想史大教授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他在友朋和學生之間，有一個奇怪的綽號，叫The professor with two hands，翻譯成中文很簡單啊──「兩隻手教授」。哪一個教授不是有右手又有左手的「兩隻手教授」，為什麼特別強調史華慈有「兩隻手」？原因來自他講課和說話的習慣，他最常說的，就是：「On the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換成中文的話，比較貼切類似的表達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或「從一個角度看……；但從另一個角度看……」
對於大家給他的綽號，史華慈教授不以為意，還會自我解嘲地說：「其實我常常覺得兩隻手不夠呢！」他的意思是自己的口頭禪來自英語中現成固定的套語，如果照他想表達的，那就不會總是只有兩方面，還會有第三、第四……方面或角度的不同考量。這樣的習慣反映了史華慈能夠成為思想史大教授、名教授的條件──他知道不管是個體或集體，不管是想法或行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只有一個方面一個角度，要真正了解人、要有解釋人的想法或行為的能力，不能只看到「On the one hand」，至少一定要同時看到「on the other hand」。
雖然同樣都有兩隻手，不過在台灣社會，這種「On the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的思考卻很不受歡迎，大家習慣的是只能接受事情的一個面向、一種答案，有了這手，就不想要有那手；兩手之中，一定要選出其中一個才能接受。這種習慣很大一部分來自考試主導的教育方式吧！為了應付考試，所有的知識就都必須要有統一的標準答案，沒有統一的答案，考試要怎樣評斷對錯，又要怎樣打分數？對我們的教育來說，改考卷對錯、給出分數是最重要的。這樣的教育當然不會教「On the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這樣的教育當然不鼓勵思考，也不鼓勵認真去看待事情複雜的真相。
普悠瑪號出軌事件就是一樁再複雜不過的意外，不可能有單方面的解釋，而且如果真的希望這種事情不要再發生，惟有的方法也就是盡量藉此機會弄清楚所有複雜環節。但很不幸的，這個社會中很多人要的，卻是一個簡單的責任答案，要找到一個具體明確可以指責的對象就好了。最熱烈最受歡迎的討論，都集中在尤姓司機的過錯，或台鐵是不是要將責任推到司機身上。其實浮現出來的資料已經夠讓我們明白，這裡面有多少不同層次、不同方向的問題。
最根本最廣泛的是社會大眾對於公共交通便利性與安全性之間可能的衝突，缺乏基本認識與基本準備。大家理所當然覺得便利與安全可以兼具，發生傷亡意外時當然痛責安全防範的疏失，可是換做是為了會影響便利時，又不願接受將安全考量放在最前面，會對誤點耽擱暴跳如雷。這種求全的集體壓力下，造成了沒有人敢做為了安全而停駛班次的決定，硬是要讓故障的車組繼續開往危險的蘇澳路段。
這牽涉的就不只是尤姓司機，甚至不只是台鐵，而是環環相扣，社會集體態度遇上台鐵的公營官僚態度，台鐵的企業文化遇上足夠複雜的傾斜式車組，累積種種從制度到維修的毛病堆積到第一線上要由一位孤獨無助的駕駛員來承擔……
兩隻手、三隻手都數不完這些多面向的問題，又怎麼能化約成一個簡單的「誰負責」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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