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在轉型正義工程中導入數位資訊？以政大雷震紀念館為例

江子揚／政治大學研究員

挖掘事件真相、耙梳史事軌線直至建構歷史真實性，系統化還原真相歷程是轉型正義工程重要一環，並為國際間南非經驗在創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最關鍵價值所在，在這樣脈絡之下，如何將正確史觀呈現予社會大眾，乃至與既往歷史記憶形成對話，進一步產生教育學習意涵，則亦有其必要性。

台灣的史料典籍數位化歷程，由文獻數位典藏到將有關數位資源進一步加值應用，已有相當程度基礎，在這樣的數位應用發展軌跡下，逐漸發展成數位人文取徑，透過整合機器自動化與人文判讀的科技整合機制，針對過去不易跨越的龐大資訊量，在導入數位資訊應用下，逐漸一一克服既有的盲點與不足之處。

處理龐雜繁瑣的檔案資料是轉型正義工程必經之路，因此有效導入數位科技應用，對於轉型正義工程實踐有其必要性與價值所在。下文將針對數位人文取徑進行介紹與說明，以及進一步在實際應用層面的想像。
 
資訊處理、儲存以及傳播等，總是各時代難以規避重要課題(廖彩惠、陳泰穎，2009：92)，史料文物數位化展示以及相關多元化資訊服務為發展必然趨勢(謝顒丞、錢曉珊、黃淑屏，2011：34)，運用數位技術將價值性文明資產予以保藏，除使得文明資產不再受實體與空間的侷限(陳詩沛、杜協昌、項潔，2011：53)，更可達到資訊流的垂直承繼(廖彩惠、陳泰穎，2009：85)。文史資料透過數位化過程，以全文抑是圖檔模式建構資料庫，並透過網站應用平台，提供研究者資料搜尋與檢索 (陳品諺、彭維謙、項潔，2011：259)，而作進一步價值應用。數位環境 (Digital Research Environment ,DRE)脈絡下，通過資訊技術應用，從大量繁瑣史料檔案採擷相關所需資料，進而對多元、豐富資訊流進行保藏與儲存，不僅得以克服時間與空間侷限，發掘史料背後的隱含意義及其脈絡軌跡，更進一步透過多重向度對歷史發展進行分析與詮釋(Bol, 2011：1)，數位人文取徑價值與應用即在此。
 
 數位人文模式導入檔案文獻研究分析，政大雷震紀念館算是台灣博物館先驅之一，針對檔案史籍跳脫既往框架應用數位科技，首先將文本經過數位化轉換成數位資源再將進一步建構大數據(Big Data)資料庫，其次通過詞頻分析(Word Frequency Analysis)篩選並判斷核心熱點與變化趨勢，再藉由社會網路模組(Social network)將與特定事件抑是人物有關資訊進行關聯(Relational model)具象化，最後將關聯情境透過視覺化模式具體呈現，政大雷震紀念館整合應用大數據、雲端與物聯網等資訊技術，進一步將數位人文取徑具體實踐。舉例而言，透過視覺化情境關聯，訪員可在最短時間內，就白色恐怖時期代表性案件——雷震案的發生背景與有關情事進行知識接收與事件理解，具備多層面教育學習功能。

轉型正義工程關鍵意涵在於讓社會大眾瞭解歷史真相而使得憾事不再重演，數位人文取徑整合特定事件相關資訊，並進一步進行情境關聯，不僅深化知識的深度與廣度，更透過多元化視覺呈現方式，而使得單調歷史變得靈活多元，對於轉型正義價值理念無論是推廣抑是宣揚都有其特殊價值與可期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