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泰興／資深媒體人
小時候，父母親百般叮囑，長大什麼工作都好，就不要做軍警特這三大行業，那個時候只是似懂非懂，老實說那時這種穿制服的，小男生都嚮往；軍、特現實生活看不到，但是警察卻是好幾個同學爸爸的職業，只是有時納悶，為何這些同學的媽媽通常兼賣茶葉。（這原來是灰色收入的來源啊）
高中、大學多次被教官、老師爭取加入國民黨（是的，這是他們的重要業務），我或者逃避、或者消極應對，考預官時就吃到苦頭了，考上預官同學就只有兩種，入黨的是政戰官，像我這種沒入黨的，全都只有步兵排長可以當，入伍後政戰官當輔導長，一人一間房，而步排的我們，只能跟士官合擠大通鋪。心智已開的我，其實沒太多抱怨，就把吃苦當成服膺自己信仰的成本，我必須為了不與威權政黨同隊伍承擔代價。
可喜的是，台灣一步一步由威權政體轉向民主的政體，台灣自詡為寧靜革命，沒流血固然是好事，但副作用是我們期待正常的事情沒法完全正常發生，因國家機器的部分主幹仍然由舊政權的遺留者，特別掌控國家暴力的部門，例如軍警特，新的民主政權被迫必須借助部分舊政權菁英來運作，但這是無奈中的無奈，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常見的「轉型正義」，變成急不得的事項。
終於，2016年再度政黨輪替時終於全面執政，國會、地方、中央政權都過半數。而所有的國家部門也逐漸淡化了國民黨色彩，轉型正義這時變成「可能做也必須做的事情。」根據東華大學施正鋒教授介紹，「轉型正義的工作（X軸）可以分為三大類：了解真相、處罰加害者、以及賠償受害者。如果就必須處理的對象（Y軸），大致上又可以歸納為人、事、物。首先就人來說，就是追究當年元兇的責任，同時揭露執行迫害者，包括特務、檢警調、以及法官，並且也要公布幫兇的身分，也就是線民。接著是從事洗滌的任務，規定高層政府職位不能由這些人擔任，以免他們繼續危害社會，包括大學教授。」
我們看看東歐的例子，捷克、東德因為「去共產黨化」執行相當徹底，轉型正義獲得相當的成功，而波蘭是朝野協商民主化，轉型正義拖泥帶水；台灣過去近乎波蘭的情況，舊政權依舊是政壇主要勢力，也是採朝野協商民主，因此轉型正義也是七折八扣，這次以為終可透過「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等機構，完成轉型正義，卻不料副主委張天欽一句：「你看侯友宜，這個如果沒有操作，很可惜。」讓轉型正義淪為選舉的工具，踐踏了轉型正義的正當性。
如前述施教授介紹，身為威權政府的幫凶者，不宜擔任政府的高層，而在台灣，回到檢驗，今年大選出身軍警特舊官僚體系的候選人，依照轉型正義的標準，是否合格？
我們不妨參考德國的經驗，1989年底，兩德統一，東德衛兵英格擊斃翻柏林圍牆的克里斯，法庭判處英格3年半徒刑。律師雖辯護說：「這些士兵只是執行命令的人，他們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但是法官卻說「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公分的權力，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我們若據此檢視在拘提鄭南榕問題，侯友宜到底如何表現？可以發現侯友宜並沒有服膺他的良心義務，反而是繼續「勇於任事」，「親自」帶隊拘提，他並沒有選擇把他的槍抬高一公分，然後持老梗的說他只是「執行命令」，甚至美化成「一次不成功的救援任務。」（真是厲害的政治修辭）倘若你我還相信「轉型正義」有其必要性，這時該如何做出判斷呢？豈容青史竟成灰呢？
（編按：本文出於作者臉書，經作者授權刊登，請勿直接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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