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人的策略正在考驗法官的智慧

李坤隆／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教師
 
在台灣的民主制度下，司法應該是受信任的最後一道防線，即使無法像「皇后的貞操」般受到敬重，至少也是不得不接受的最後可能；但是隨著「恐龍」法官越來越多，民眾對於司法的信任似乎也不斷的探底。
   
如今，隨著一些社會殘暴案件的輕判，顯然更加深民眾對司法的失望，尤其在加害人有策略性的訴訟程序中，更讓我們看到司法無力招架的趨勢，甚至也突顯法官的智慧是經不起考驗的。
   
就拿這次超跑富少的案例來看，其中太多斧鑿的痕跡就令人感到噁心。
   
首先，車禍發生之初，就傳出車子本身可能有問題，那麼，為什麼還執意要開呢？
   
其次，當他的親人出面希望別人也要檢討時，這背後不是明顯的要減輕自己的責任嗎？
   
還有，讓父母親出面道歉，就是要搏取更多的同情，但卻突顯自己是媽寶的無能力者，不是嗎？
   
還有，坐著輪椅到死者靈堂致意，卻要在事前告知媒體，然後自己還一付懺悔無奈的樣貌，這不是擺明著在演一場大戲嗎？
   
甚至，加害人父母不斷表示會照顧死傷者，這對於一個家境富裕的人是最基本的道義，有什麼好特別強調的呢？
   
不過，在這樣的事件中，個人還是有更多的憂慮，因為當類似事件持續增加，加害人也能掌握法官的判決方向，並且不斷的使用更多挑戰人性的訴訟策略，從表示悔意，抄經文，向家屬下跪，到現在父母都加入，這麼多的訴訟策略，無非是希望得到「還有教化的可能」，更諷刺的是，這往往能如遂所願。
   
這就是司法的悲哀。
   
因為加害人充分知道法官的智慧，而法官也無力還擊，即使社會批判不斷，還是秉持自由心證，最後與社會為敵，依舊好法官我自為之，誰能奈何的了他？
   
只是，這樣的悲哀，還要持續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