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采】新井一二三專欄：已消失的台灣

新井一二三／日本作家

對於台灣，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變化之快而大。早期印象中的台灣跟後來的台灣，以及現在的台灣，簡直像是不同的地方。

我是一九八四年夏天第一次去台灣的。離開日本之前，有人告訴我：全台灣唯有圓山大飯店不准召妓。人家是出於好意推薦我住圓山的。可是，單獨旅行去的學生背包客，怎能住進皇宮一般的國賓館？幫我訂台北後站旅館的旅行社朋友都顯得很尷尬；因為他知道，當年訪台日本遊客中男性佔九成以上，其中多數的目的就是嫖妓。從中正機場到市中心的路上，我看到好多好大好亮麗的「理容院」（那是什麼？），以及許多性病科、婦產科的招牌。第二天早晨到樓下吃飯去便發現，整個咖啡廳坐滿著中年日本男人和年輕台灣女性；他們顯然一起過夜，可是彼此語言不通，整個咖啡廳都安安靜靜。

多年以後，我把那次的所見寫成《安靜的咖啡廳》一篇而收錄於散文集裡。未料有旅居台灣的年輕一代日本人寫感想道：「其他人都沒寫過的情境，只有她寫，是怎麼回事？」這回我給嚇了一跳，難道後生仔不知道黃春明寫過《莎喲娜拉，再見》嗎？雖然那是在戰後台灣文學作品中，在日本引起社會性反響最大的作品。不過，平心而言，在千禧年後，我兩次去《莎喲娜拉，再見》的背景礁溪溫泉而發現：過去的紅燈區早翻身為親子旅行的好去處；後來又紛紛出現針對於高薪白領女士們的豪華SPA……。

既然如此，文字的作用、文學的意義更加重要了；除非寫下來，歷史就會在光陰中消失。例如，一九九六年的首次總統直選前夕，我去前線馬祖採訪，寫篇報導叫《導彈與蛋包飯》。居民都避難去台灣，只留下警察和阿兵哥的離島空蕩蕩，晚上竟找不到餐廳吃飯。幸虧值班警察們請我一起吃羊肉鍋。當時當地，怎能料到，同一個地方二十年後會是生態旅行大紅地？

記得二○一○年去台灣問過大學中文老師：文壇上最活躍的是哪些人？答案為：還是三三那些人吧。後來的幾年裡，我注意到的台灣文學作品中，基層出身的作家寫得似乎越來越多，叫人看到不一樣的台灣，也忽然夢醒般地發覺到：原來，白先勇寫的《台北人》其實全是外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