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我把那次的所見寫成《安靜的咖啡廳》一篇而收錄於散文集裡。未料有旅居台灣的年輕一代日本人寫感想道：「其他人都沒寫過的情境，只有她寫，是怎麼回事？」這回我給嚇了一跳，難道後生仔不知道黃春明寫過《莎喲娜拉，再見》嗎？雖然那是在戰後台灣文學作品中，在日本引起社會性反響最大的作品。不過，平心而言，在千禧年後，我兩次去《莎喲娜拉，再見》的背景礁溪溫泉而發現：過去的紅燈區早翻身為親子旅行的好去處；後來又紛紛出現針對於高薪白領女士們的豪華SPA……。
既然如此，文字的作用、文學的意義更加重要了；除非寫下來，歷史就會在光陰中消失。例如，一九九六年的首次總統直選前夕，我去前線馬祖採訪，寫篇報導叫《導彈與蛋包飯》。居民都避難去台灣，只留下警察和阿兵哥的離島空蕩蕩，晚上竟找不到餐廳吃飯。幸虧值班警察們請我一起吃羊肉鍋。當時當地，怎能料到，同一個地方二十年後會是生態旅行大紅地？
記得二○一○年去台灣問過大學中文老師：文壇上最活躍的是哪些人？答案為：還是三三那些人吧。後來的幾年裡，我注意到的台灣文學作品中，基層出身的作家寫得似乎越來越多，叫人看到不一樣的台灣，也忽然夢醒般地發覺到：原來，白先勇寫的《台北人》其實全是外省人。
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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