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苦苓與我一起去見李敖

石文傑／退休歷史老師

托斯基，就是苦苓，原名王裕仁，托斯基就是苦苓另一筆名，戒嚴時期他在黨外雜誌寫嬉笑怒罵文章，極其辛辣尖酸，對蔣家之獨裁專制極盡嘲諷、挖苦之能事，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那就是苦苓。

史為鑑，原名石文傑，同時也常在黨外雜誌對國民黨壓制言論出版自由，予以口誅筆伐，痛加抨擊，當時兩人都在中部筆耕舌耘，相知相惜、時相往來，還相約一起去會見李敖大師，果然蹦出不少火花。

記得那年，李敖看到黨外雜誌上托斯基文筆犀利刻薄，想見見本人王裕仁老師，就透過我予以引見，1985年某一天，兩家人相約自台中一道北上，抱著朝聖的心情到敦化南路金蘭大廈李敖家，剛好黨外人士顏錦福在場，於是四個人合照了一張照片。因為當時我倆的小孩都還很小，又十分頑皮好動，大人忙於聊天暢敘，小孩竟玩得不亦樂乎，把一向乾淨、整潔的李家，搞得天翻地覆、慘不忍賭。據後來李敖說簡直像發生一場大地震，後來他花了好大一番勁才整理妥當。

苦苓原名王裕仁，父親東北人，母親台灣宜蘭人，是我台大學弟，只是不同科系，他唸中文系，我是歷史系，有一段時間兩人都在台中縣的私立高中任教，他住烏日，我住大里，兩人也都常在黨外雜誌撰稿，賺點外快；我筆名史為鑑，他則以托斯基在一家雜誌寫「 托斯基萬歲」 專欄，後來鄭南榕透過我高薪將他挖來自由時代雜誌系列寫專欄，當時他已經以「苦苓」 在文壇雀起，還擔任《明道文藝》總編輯，他不想洩漏真名，因此每週都透過我親自送稿去雜誌社。

當時我每週週末上完課之後，立即搭乘國光號北上，為鄭南榕所經營的時代出版社編輯《時代系列叢書》，苦苓就交代夫人蘇玉珍女士在台中公路局車站轉交稿件。後來還集結出專書──《托斯基萬歲》，鄭給了一筆豐厚的稿費，為了酬謝我送稿辛苦以及保守秘密，兩人還去瘋狂的花天酒地一番。

因為我和苦苓都住在台中縣，近在咫尺，因此兩家過往甚密，有時懶得做飯，舉家就到對方家吃飯。苦苓只有一個兒子，父子長得十分相像，長相和個性，簡直是苦苓翻版，而年齡又和我兒子相仿，兩個小鬼玩起來可天翻地覆、地動山搖。因為我倆都在鄭南榕和吳祥輝所辦的雜誌寫稿，因此當農曆過年，兩位到了台中，都會到兩家拜年，有時拜完一家，就一起到另一家拜年，大家聚聚聊天泡茶，十分愜意。當然最高興的是兩家小孩，因為都會收到一筆不小的紅包。

苦苓一向幽默風趣、譏諷伶俐，文筆又平易近人，頗受莘莘學子歡迎，有一段時間所著都上暢銷書排行榜，每家書店都擺在醒目位置，詎料一夜之間全數消失。原來是苦苓以幽默風趣，轉進電子媒體擔任節目主持人後，收入倍增，加上生性愛玩又喜好美色，結果鬧出離婚事件，前妻還出版了《一個作家的死》一書加以影射醜詆，對他打擊甚大，結果苦苓退出電子媒體，所著也全數被退貨。

從此苦苓埋名隱居不問世事，真巧一次和家人同遊烏來，在內洞瀑布底下發現一位坐在折椅上埋首閱讀的奇人，外甥眼尖當場識破。眼見多年不見的好友，就立即上前關心問好，想不到竟然冷淡到不願多說一句話，與當年熟絡熱情，簡值判若兩人。兩年後，利用暑假偕內人到武陵農場度假，碰巧又遇到苦解說員，當晚同桌一起用餐，有說有笑，一如當年，原來他已走出陰影恢復元氣矣。

我因任教於私立高中擔任文史教師，又常為黨外雜誌寫稿，又熱衷於黨外活動，讓情治單位十分感冒，屢次透過校長規勸警告，終於在解嚴前三個月，被以不續聘趕出校園；彼時我向媒體透露，將推動教師組工會以保障教師權益，那時對我極為關切的苦苓告以《工會法》第4條限制軍公教不能成立工會組織，必須另闢蹊徑，所以才有教師人權促進會的成立。只是很遺憾的是一直關心我、支持我的好友──苦苓和林雙不始終並未入會。

離開學校後，我先忙於教師人權運動，苦苓則搖身一變成為電視台名節目主持人，從此倆人漸行漸遠，鮮少往來；離開校園六年後，我又考取教師甄試回到校園，平日在校辛苦舌耘，偶而筆耕針砭時政，目前已自杏壇退休，靠微薄退休俸，過著閒雲野鶴般的退休生涯；我的好友苦苓已從徇爛歸於平靜，擔任武陵農場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解說員，每天徜徉於森林原野，與野生動植物為伍，倒也十分愜意！最近還傳出他再婚的消息，過著只羨鴛鴦不羨仙的日子，在此祝福他倆永浴愛河、白頭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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