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煬彬／國教院退休研究員
從小看李敖的書長大，等他死了之後想寫一篇文章批判他，追念他，竟不知從何寫起，很難找到一個統一而不相矛盾的觀點。任何單一的觀點可能都是錯誤的，都有反證等待在各個角落中，隨時可以跳出來反駁你，為了避開這個陷阱，只好東拉西扯，從各個層面來討論他。
首先，說他是個自由主義者，這應該沒錯吧。他年輕時代曾經以此自居，但似乎又不全然如此，至少他對中國共產黨似乎是比較寬鬆的，也不知道是民族主義的情結在作祟，又或是他不願中國人之中有人比他在人權議題上更加前衛響亮，他是不全然肯定六四民運的。
他早年在台灣的表現，固是本質如此，但也是擅長利用戰場所致。身為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者，他必須身處在二元對立觀點的政治環境中，才有可能激發出本身的鬥志，塑造出人權鬥士的英雄形象，中國的江湖那麼寬廣複雜，現代化的3C產品又非他所長，人老了，還是保住早年的勝利成果比較重要些。
其次，說他是個民族主義者，這應該也沒錯吧，看他批判二二八事件，反台獨，主張統一，主張一國兩制，不愧是個民族主義者。可是他當年在中西文化論戰中又一味崇洋媚外，把中國傳統文化講得什麼都不是，似乎很想當美國人，晚年也不敢回中國長住，最後還是賴在台灣斷氣，似乎比較認同台灣的醫療水準和生活環境，當中國人的誠意不太夠。
再其次，說他貪婪無饜吧，這似乎也是對的，連蕭孟能的錢也貪，這太沒義氣了，在江湖上很難行走，幸虧當年網路沒這麼發達，否則早被黑吃黑了。
可是他又曾經義助鄭南榕的雜誌社經費10萬元，給劉會雲的分手費210萬元（這個數字可能是瞎掰的），義助章孝慈的醫療費所捐助的字畫雖是假的，好歹也募集了700萬元，早期對師友家屬也有一些義舉，好像貪婪中也有一些俠義行為在。
再其次，說他好色吧，也對，不過他的女人都是追來的，完全沒有強制的行為，事後也沒有人告他強姦猥褻，只能說各取所需。
他的夫妻宮有紫薇、天府，用知名度把年輕女人吸引過來，當帝王侍候，這似乎是他討好女人的方式，雖不能天長地久，也算是曾經擁有，一般人不太會這樣做，怕麻煩，畢竟請神容易送神難，他卻不厭其煩，只能說是天生異秉，有桃花命。
再其次，說他善妒吧，也對。胡茵夢跟他離婚快四十年了，還不斷被他拿出來公開消遣，女方解釋成說「他忘不了她」，其實沒這麼單純。
說忘，當然是忘不了，但不是美色，胡茵夢現在已經靈化了，不再是那個身穿傳統旗袍，赤著腳的氣質美女，而李敖卻還活在過去的回憶中，明顯和現實有些脫節。他念念不忘主要是為了三件事：其一是在性方面，女方比他更不在乎，傷了他男人的自尊心；其二是女方見證了他的貪婪，看穿了他的本性，讓他無地自容；其三是，他捨不得劉會雲的分手費，覺得胡後來給他的不值得花210萬元，所以斤斤計較。
再其次，說他沒安全感，也是對的，他對於陌生的地方似乎不太能適應。
1949年，他隨父母從上海遷至台灣，這是無從選擇的事，並非出自他自己的抉擇，若是由他自己決定，也許賴在烽火連三年的中國內地，根本不走，成為真正的中國人，也許早就死於文革中了，沒有後來的李敖。還記得他跟王尚勤同居的時候，王主動邀請他一起到美國求學，追求新生活，他當時找了各種理由反動，不想去，其實他當時有兩個姊姊在美國，不怕沒人照應。民國九十年代才知道是怕坐飛機，其實這跟他戀棧孰悉的環境心態有更大的關係，他害怕面對陌生的環境。
他年輕的時候既然住在台灣，台灣的社會是他孰悉的，就連國民黨的專制手段也是孰悉的，可能連坐牢他都認為比到國外還要更為安全些，這種心態恐怕是很少人能理解的。
最後，說他忘不了政治，似乎也是事實。先後參選過：總統(一次)、台北市長(一次)及立法委員(兩次)選舉，只當選過一次立法委員，靠的是新鮮度和知名度。2007年他出版《李敖議壇哀思錄》，拒絕再玩政治，四年後還是再次投入立法委員選舉，似乎想再確認一下他在台灣的影響力，最終以9,436得票數（得票率5.08%）慘敗，不得不承認他的時代其實已經結束了。
對自由主義者而言，民主制度只是保障自由的一個工具，如果有其它可以替代的工具，自由主義者不一定贊同民主政治。當時的李敖，也許比較嚮往一國兩制中的推薦制和任命制吧，憑他的影響力，應該當選「委任議員」或「當然議員」才對，可惜時不我矣，現在連香港也沒這種名額了。
他死了之後，文化部主動呈請總統褒揚，他兒子李戡代表家屬婉謝，這是對的。李敖一生「率性而活」，他對台灣的民主運動雖有貢獻，但與台獨的價值背道而馳，萬一「褒揚狀」的內容沾了什麼不純粹的東西，彼此豈非尷尬？也會影響到李敖日後在中國的千秋萬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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