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偉雄/文化評論者
從小就喜歡看電影,許多長輩說的那些興味盎然經驗,我也都有過,譬如側身擠進戲院的邊門,撥開一片好多補丁的黑絨布,小腦袋穿過站著大人們的腰間,看半部免費的電影;或者花5塊錢看一整個下午的3、4場,場間唱著電子琴與探戈節奏的流行歌,偌大空間迴音繞樑,無比寂寥,臥躺的大人三兩,倚著冰涼的鑄鐵扶手抽著新樂園香菸,一直吞吐到放國歌要站起來前為止。
大學時當憤怒青年,不喜歡好萊塢,也許是太過專注研究美國60年代學生運動,把他們那套「產官學軍複合體」的論述背得滾瓜爛熟,不假思索地便認為這些電影是糖衣、果霜與化妝品,掩飾著不公與剝削,一方面則看羅維明、但漢章、李幼新的影介,專挑歐洲導演的錄影帶來看,相信電影如果不是一把機關槍,也絕不只是一片蛋糕,楚浮、高達、伯格曼、費里尼、貝托路奇都是這樣看來的。
回想起這些,全因周一晚上看第90屆奧斯卡的頒獎典禮重播,些許百感交集。
近40個年頭過去,我現在是一個好萊塢的愛好者,反而歐洲電影看得少了,我也不覺得好萊塢不真誠,反而有些歐洲片拍得彆扭,但世界各地的電影都好看起來,也是事實,伊朗導演拉巴斯與韓國導演李滄東的作品,都曾經讓我覺得原本框架已然牢固的窗子,其外仍有浩蕩藍天。
好萊塢片子好看,來自它們能快速地回應現實,把時代感與問題意識縝密地濃縮到膠捲之中,在黑暗中予你怦然一擊;也因它們資金的巨型規模和冒險天性,我們能看到比較多破格想像的作品(例如《魔戒》、《阿凡達》、《少年Pi的奇幻漂流》、《La La Land》與不同年份的《銀翼殺手》),突出於安全的類型電影汪洋,但我寫出這些文字,我自己看著都覺得太理性與假掰了,老實說,我對好萊塢印象的驟然改觀,來自那些幻動人心的演員。
他與她們太會演了,會演到當我要回憶某段時光,腦海裡出現的不是那個事件的世界現場,而是他與她於黑暗中演出的那個角色——譬如《銀翼殺手》裡的「追獵者」哈里遜.福特與「生化人」魯特.豪格、《刺激1995》中的懵懂黑囚摩根.傅里曼、《異形》裡的女太空人雪歌妮.薇佛(異形由她的腹中破繭而出,應該算是歷史經典畫面了)、《沈默的羔羊》中的「食人魔」安東尼.霍普金斯與「啟蒙者」茱蒂.福斯特,更別說《教父》裡的勞勃.狄尼洛和艾爾.帕西諾,即便他們現今都垂垂老矣,演出過許多搞笑角色,但我只要回憶起少年歲月,他們英挺的面容便穿過那些劣作,浮凸在長夜的粉牆上,爍爍發光。
也許可以這麼說,每一位現代電影觀眾,都擁有著他們自身版本的「梅莉.史翠普」,我的版本是《法國中尉的女人》與《遠離非洲》,而曾經在這個行列中搖撼過她的是演出《伊莉莎白》與《Carol》的凱特.布蘭琪,或許再加上這次以《意外》而二度拿下最佳女主角的法蘭西絲.麥多曼。麥多曼與拿下最佳男配角的山姆.洛克威爾,再加上提名男配角的光頭戲精伍迪.哈里遜,把美國中西部那一片粗獷、衝動、暴力,卻又直面、純情、懊悔的白人心靈世界,勾勒得絲絲入扣,我也是看了這電影,才對川普當選敘事中的「白人魯蛇」因果,有了深刻些的理解。
很久以前,讀過俄國戲劇學者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對「方法演技」」的解釋:當站在舞台上時,在角色的生活條件下,與角色完全一樣正確地、充滿邏輯地、按照順序地、像人那樣思考、希望、追求、行動;演員只要達到了這一境界,他就接近角色了,開始同角色一樣去感覺。
台灣的演員其實也是很努力的,差別只是他們生活世界不夠寬廣,下了戲就回到自身,這使他們演流氓只能是那種眼神話語耍狠的流氓,而無法成為一個抒情與詩意的流氓,演上班族只能是壓抑一肚子的制式化上班族,而無法成為一個語言華彩或風範迷人的上班族,像《雲端情人》裡的瓦昆.費尼克斯那樣。
不管怎麼說,密蘇里州艾賓鎮外的那3塊看板,也會永恆地立在我2018年的春天回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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