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哲斌專欄：青春哪有什麼難

【老皮嫩肉】青春哪有什麼難

黃哲斌／自由撰稿人

對不起，有時候，青春確有其艱難，只不過，當我們長大後，經常忘記有多難。

導演約翰．休斯1985年的電影《早餐俱樂部》裡，藉由五名周末留校察看的高中生，刻畫了那一代青少年的苦惱，校園霸凌、家庭暴力、體制濫用權威、課業摧折、望子成龍的語言羞辱、愛與性的懞懂憧憬，甚至觸及自殘、槍枝與毒品。

《早餐俱樂部》不是一部嚴肅電影，部分情節甚至刻意討好，但它直白面對青春苦悶，一群看似「魯蛇」、「怪胎」的角色，卻能喚醒觀眾的記憶與認同。在那之前，不乏描繪成長與友情的電影，1983年的《大寒》，或更早兩年，亞瑟潘的《四個朋友》，後者甚至奇妙地變成陳淑樺的經典歌名。

然而，過往作品大多為成人視角，徘徊在死亡恐懼與青春眷戀之間，《早餐俱樂部》則另闢蹊徑：情節設定在一天內，場景幾乎都在教室裡，這種謹守「三一律」的時空壓縮，擠搾出高張力的憤怒、無處噴發的暴動情緒、徬徨與自我探索，以及友誼的初始原型。

《早餐俱樂部》開啟了「YA電影」的新河流，《七個畢業生》、《蹺課天才》、《年少輕狂》，乃至於近年被視為經典的《壁花男孩》，標記著不同時代的校園氛圍。

約略同一時期，隔海相望的台灣也誕生了《風櫃來的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風格脈絡雖不一致，然而，他們共同描繪那些由荷爾蒙驅動，卻遭社會高度壓抑的浪漫、浮躁、張狂騷亂、無聊夢想。

每個時代，都有專屬的青春符號及成長電影，我那時代是彈子房、冰果室、教官與大盤帽、大學聯考、打群架、南陽街。每一部電影，每一張票根的背後，呼應的是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苦悶。

我就讀的私立初中，以嚴厲教學與殘酷體罰聞名，不只國文英文數學史地理化，而且，男學生當時要上童軍課，繩結沒打好，老師照樣拿童軍繩抽你大腿。如此日復一日，從上午七時到晚上九時，每天帶兩個便當，回家繼續苦讀到十二點多，同時儲備隔天挨藤條的力氣。

整整三年，在那種薛弗西斯滾大石的煉獄歲月裡，十四歲少年僅有的心靈排遣，除了在教室牆壁偷偷刻著小抄及民歌歌詞，就是與同班同學相濡以沫，交換不知所以的笑話。幸運的是，就像《早餐俱樂部》的主角，我當時也有幾名相互支持打氣，抵抗風雨的友伴。

我們因身材短小，都坐在教室第一、二排，約略是一個「矮子幫」的概念。有個家裡開小型鐵工廠的同學，每天在書包夾帶《好小子》漫畫借我，直到被我母親發現撕爛為止；另一位同學，偷藏著仍是禁書的李敖與柏楊，開啟我對成人世界謊言的種種好奇。

成績很好的同學們，不忍看我每天挨揍，考試時冒險丟數學小抄給我，即使事發一同舉椅子受罰也無怨悔。更多時候，我們一起放學，細碎回顧學校糗事，各自公車來了也不願分開，常要聊到下班車來為止。

就這樣，我們背負著肉體與心靈的創傷，順利活下來，揮別各奔另一道關卡。如今，我們都成了普普通通的中年人，偶爾相聚，寬諒和解地回憶陳年玩笑，舊日師長的難聽綽號、福利社的美味炸雞、蒸飯箱裡的死老鼠、集體受罰的光榮印記。

當飯局結束，我們各自回到生活裡，各自為現世奮鬥；然而，我何等慶幸，在狂暴年少之際，曾在他們搭建的友情遮蔽裡，躲一陣無情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