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解委員：心智身障與憂鬱症者談判時的同理心

王威鈞／調解委員、法學博士
 
心智身障者與憂鬱症患者發生車禍時的溝通過程會是如何的情況？
 
心智身障者從外表可以判斷個大概，但是憂鬱症患者可能就得從談話中才能看出端倪。
 
年近不惑的雙方都是由高齡的單親媽媽陪同，心障母一進調解室便招呼兒子就座，像是帶個還沒上學的小孩似的，她得全程代替兒子處理這場車禍談判。相反的，憂鬱症者親自掌握調解全程，媽媽則扮演剎車角色，不讓兒子暴走、為難對方。
 
心障者騎自行車突然轉向，後方騎機車的憂鬱者剎車不及，摔車受傷。兩車並未碰撞，心障者毫髮無傷，憂鬱者多處骨折，傷勢算是嚴重。
 
沒有初判表、沒有鑑定報告，有的只是憂鬱者、心障母認為「傷者為大」的傳統帝王條款。調解委員在暗示「是否俟初判後再議」無效後，也只得讓雙方依現況與認知進行和解談判。畢竟，一方自認是受害者；另一方自認是加害者，願意負責賠償，調解委員能說什麼呢？
 
溝通障礙：用同理心理解對方行為
 
心障母詢問車禍過程，憂鬱者激動地指責心障者，不僅導致他受傷，更是不聞不問，只說「大人說賠錢就好」。心障母請憂鬱者不要激動，他卻是更為激動；心障母說明心障者身心狀況，憂鬱者回以自己定期精神門診；心障母表示經濟有困難，憂鬱者駁以自己也不好過。「你有我也有」的回應模式，成為雙方的溝通障礙。
 
調解委員在後續的隔離調解時，耗費不少時間讓雙方理解對方行為的「不正常」。心障者雖然有能力騎自行車，卻沒有能力處理車禍，過程中的「不聞不問」雖然傷及受害者的情感，卻也無奈；憂鬱者基於防衛心理，任何刺激都會讓他情緒失控。雙方與調解委員都需要具有高度的同理心，和解才能有望。
 
情緒時比常人更情緒、理性時比常人更理性
 
憂鬱者糾正媽媽說明機車損壞時，雖然口氣極為激動、凶惡，但卻堅持車損沒有媽媽說的嚴重，與一般人損害極大化的作法很是不同。
 
更不同的是：對於解決方案的討論與讓步，憂鬱者的表現卻比一般常人更為理性。
 
憂鬱母提出12萬的理賠金額，其中7萬醫療費、5萬財損與休養。憂鬱者追問薪資損失？母回不用，他也就接受了，完全不像說明機車損壞時的堅持。

心障母還價9萬，憂鬱者不經思考地回以10萬，這個讓步比一般人都要乾脆。憂鬱者更補充說：「因為你要分期，所以10萬不要再殺價了。」
 
調解委員私下建議心障母：如果可以一次付清，則可再討論總價，否則，沒有必要為了1萬元而橫生枝節。
 
心障母提分期構想：分3期，每月1期，各期分別為4萬、3萬、3萬。調解委員建議：先提案分10期，每月1期，每期1萬；未獲同意，退守5期，每期2萬；不得，再退守心障母3期提案；當然，要有分2期的心理準備。
 
未料，憂鬱者在心障母提出10期分期案後，立即表示同意，雙方順利達成協議。
 
調解委員公正？
 
在等待調製和解筆錄的同時，憂鬱者詢問調解委員是否是心障者找來的？「為何調解委員和對方一起走進調解室？」「我也有朋友認識調解委員，需不需要我也找他來？」
 
調解委員回以：「我不認識他們，也不是他們找來的，調解會是採取隨機排案的，誰會接誰的案子都不一定。再者，調解是否成立是需要雙方合意的，認不認識並沒有關係。」
 
聽完說明後，憂鬱者表示歉意：「對不起，我講話比較直，我沒有心機。」

很感謝他說出他的疑慮，委員如何進入調解室的細節都不能不謹慎。否則，傷及委員的公正性，不無可能阻礙調解。
 
不知道「沒有心機」與憂鬱症是否有所相關？亦不知道憂鬱症患者處理衝突時的行為模式，是否就如本案當事人所表現的「情緒時比常人更情緒、理性時比常人更理性」？
 
知道的是：溝通、談判、調解時多一分同理心，對於和解，總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