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吉諒／詩人、畫家
2018年新年伊始，《聯合報》副刊連續3天登出白先勇先生的《搶救尤三姐的貞操紅樓夢程乙本與庚辰本之比較》，這樣古老的題材、這樣的篇幅，如果不是白先勇，肯定是無法發表的。
但不是說白先勇先生有特權，白先勇幾十年來研究《紅樓夢》和推廣昆曲成就卓越，成為海峽兩岸都推崇的文化風景，以這樣的成績，白先生不斷發表文章是讀者的福氣。
只是，台灣研究《紅樓夢》的人何其多，但在報紙上大多只能看到蔣勳、白先勇的文字，平常很少有其他研究者和相關《紅樓夢》的報導，於是像《紅樓夢》或其他文化題材的參與或學習，似乎就被隔離成白、蔣兩人發表文章的專利，一種獨佔式、不食人間煙火的壟斷；反過來說，離開了副刊，類似的文化喜好也似乎在台灣這樣淺薄的社會中毫無立足之地。
這種壟斷式的文化發言現象其實在台灣已經橫行許久，造成的傷害其實難以估計，當然這並非白先勇、蔣勳的問題，而是媒體為什麼會偏愛他們的問題。
在台灣，還有許多文化工作者，一樣從事《紅樓夢》、昆曲的研究，更有許多人在其他的文藝項目上長期耕耘，但文化版面從來不報導、副刊版面從來沒文章，電視新聞更是隻字不提，長期下來，台灣就這樣變成一個大部分民眾只知吃喝玩樂的淺薄社會，彷彿文化只是文藝工作者夢囈式的喃喃自語而已。
更嚴重的是政府也從來不會關心文化，文化部門不知從哪裡來的靈感，創造出一個似是而非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名詞，哄得許多產業以為只要加上「創意」兩字就燙金鍍銀，各地政府文化單位也紛紛加緊「文創」的創造，夜市、攤販紛紛與「文創」掛鉤，好像這樣就可以大發利市。
事實上，是那些了解政府文化單位的財團紛紛包攬了「文化園區」的經營權，堂而皇之的在文化園區開起了餐廳、旅館和百貨公司，這些和文化明明沒有絲毫關係的事業，一下子也就文創了。有關係的財團用這種方法明目張膽的吞噬文化資源，而真正的文化工作者卻常常為了幾千塊的補助填寫各種繁複的申請表格，台灣的文創政策成為劫貧濟富的最佳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