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田／台灣藝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2017年末，一周之內台灣文壇與藝壇耆老隕歿，余光中和王攀元。兩位創作媒材雖然不同，創作主題倒是有些相近：懷鄉 vs.孤絕，而風格則是都有澹美內斂的特質。他們分別出生於福建、江蘇，22歲和33歲青壯年之際在國共內戰後來台，最後分別選擇台灣南北兩地落戶。和大多數外省族群的軌跡一樣，漂泊是踏上這塊島嶼的開場白。當然，台灣人那時也好過不到哪裡去(應該說更有甚之)，一場文化認同的掙扎與政治壓迫的大戲正在上演。苦日子不用提，只能較量誰比較不苦。
余光中早負盛名，謫居宜蘭的王攀元則是後勢看漲，兩人分別於1989年及2001年獲得國家文藝獎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過世之後兩位在台灣藝文界的評價卻有頗大差異：余光中是帶有爭議字眼的「毀譽參半」、政治正確、疏離；王攀元相當低調，鮮少涉入俗事，因此評價則圍繞其藝事，如「構圖簡約，筆觸凝鍊，富含情感與詩意」云云。
何以致此？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各人擔造業，或逝者如斯，毋須惡言相向。但是，背後問題還是並不能因此消解：藝術和政治可以切割來談嗎？歷史是不能重來，對歷史的假設性討論或許可以幫助釐清一些糾葛：假設余光中和王攀元一樣專注於創作，不染政治塵埃，那麼此時台灣社會對他的評價是否改觀？
重讀美國小說家喬治．歐威爾1946年發表的短文《我為何寫作》(正好是兩位年青人來台的時間點)，揭櫫目的有四：自我、美學、歷史與政治。他原先認為前三者肯定高於政治動機，但後來因人世間種種不堪的見證，特別是希特勒的種族屠殺、西班牙內戰等等讓他逐漸關注不公不義，確定了後來的寫作方向是向威權主義挑戰(另一個是推動民主社會主義)。他甚至主張有意識到政治偏見，反而不會犧牲美學與知性廉正，策略是讓政治書寫變成藝術(make political writing into an art)。其中一句話頗為耐人尋味：「藝術無涉政治的看法就是一種政治態度。」
歐威爾的觀點可以用來對照余光中的文化政治態度，但是此藝術創作觀同時也可理解為藝術具有超越特性。藝術家或作家是人性的觀察者，因此必然與政治糾纏不清，但藝術創作者以悲憫、公義的視野揭露了人類社會的生老病死、愛恨情仇，並且和權勢保持一定距離、甚至是對立的態度。藝術的作用之一是，藉由文本的現實性與形式的昇華讓人們「移情別戀」，讓想像力與人文精神馳騁。藝術的普遍性因此也挑戰這個命題：離鄉背井的台灣人是否能假託余光中濃烈的懷鄉情結來抒發、體驗對台灣的鄉愁？猶豫、遲疑暴露了我們對藝術的信心不夠及其他暗示……
藝術家被期待創作感動人心的作品，但沒有被明白要求倫理上有明確態度。兩者雖相互影響，但若「以人廢言」來評斷則是有偏頗的危險。這些問題終究導向本文的提問：藝術能否有超越的思維？正在推動轉型正義的台灣，我們也可以在新的一年思考轉型正「藝」的課題。台灣文化與藝術能否包容(不是包庇)，儘管過去受盡滄桑與壓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