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之道／自由業者
理論上，政府在經濟事務中扮演的角色，應為遊戲規則制訂及執行者，而非參與者。換句話說，政府制訂的法律，是一套公平競爭規則，讓參與各方透過市場機制達成動態平衡，而非過度介入，變成一套下指導棋的劇本。
同樣的道理，《勞動基準法》作為一體適用的「基準」規範，理論上也應盡可能簡潔、原則性地規範勞動市場。令實際參與市場的勞資雙方，在此最低標準之上談判、協商，確定雙方交易價碼，使市場得以順暢運作。
然而，由於威權時代政府權力不受節制的歷史脈絡，加上三民主義中不切實際的「萬能政府」理論，民主化後的台灣社會，仍錯把民選政府的正當性建立在「為民服務」，期待一個包山包海、無所不管的大有為政府。
於是，勞工運動時常將矛頭指向政府，期待、施壓政府從仲裁者的角色，轉變為替勞方說話的靠山，誤將作為最低標準的《勞基法》，當成是理想待遇。
如此一來，勞動法規越訂越嚴格，卻也越來越難落實；同時，企圖修補法律與實務落差的各種原則例外，又讓原應簡潔有力的基準法變得越來越繁複。
在政府人力物力有限、勞動市場又無比複雜的現實條件下，《勞基法》日趨嚴格、複雜的後果，不只是為人詬病的「立法從嚴、執法從寬」，更導致勞工權益無法真正保障、政府執法威信盡失、投資人面臨執法不確定的三輸局面。
回到這次賴揆提出的修法，除了休息日加班費核實計算，其餘3個月加班總工時、七休一、輪班間隔及特休假遞延等4個彈性放寬的修法方向，皆以勞資協商作為必要條件，就「政府回歸裁判角色、讓勞資雙方自由談判」的角度而言，確實值得肯定。
儘管有論者批評，由於勞資雙方權力不對等，勞資協商形同虛設。然而，如果勞資協商作用不良，那該改善的不是勞資協商的品質嗎？以此為由，要求政府直接代為介入、制訂更為嚴格卻難以落實的法律，豈非頭痛醫腳之舉？
政府該做的是，事前確保勞資協商規則完善，事後對於事業單位提供的勞資會議紀錄、相關資料及執行成果確實查核。如有違反規定或登載不實，應嚴格開罰，特別是偽造、提供主管單位不實會議相關資料，此類涉及《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及第216條「行使業務上不實文書罪」等刑事責任的部分，絕不能寬貸，以維護政府身為仲裁者的威信。
再強調一次，現實世界的經濟運作無比複雜，不可能用一套法規包山包海；公權力應該確保各方遵守規則，而非引導、限制介入各方的行動，就像交通規則規定的是駕駛開車的方式，而不是目的地。
政府真正的責任在於，訂定合理的原則，並確切執行，而非鉅細靡遺又難以落實的規定，嚴格立法，不如嚴格執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