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愷欣／德國哥廷根大學博士生
台灣的網路媒體和報章雜誌上不乏標題裡有「德國」的育兒、教育、工作、生活等文章，彷彿「德國」兩個字就是效率與進步的代名詞。事實當然不是這麼單純。任何在德國住過幾年的人都有數不清的德鐵誤點、公務機關搞烏龍的故事可以說，我也不例外。但至少，我一直相信德國是個實現了轉型正義，重視多元性和平等的社會，而這點足以作為各國的楷模。
我在2013年來到德國。兩年後，中東、西非難民大量冒著生命危險進入歐洲。從進到歐洲的人數來看，2015年可說是「難民危機」的巔峰。
那時候當西歐各國想盡辦法阻撓逃離戰亂和獨裁的人們踏進自己的國土，德國各大都市的火車站充滿了歡迎的人潮、捐獻的物資，城市裡也貼滿了「歡迎難民」（Refugees welcome）的標語。一時，好像整個國家都沈浸在這個美談裡。
我居住的大學城哥廷根是下薩克遜邦算是富裕的城市，因此哥廷根也收留了這個地區多數的難民。我有兩個德國朋友很快的就去當志工給難民上德文課，除此之外，我在哥廷根的生活沒有起任何變化，城市的風貌也沒有改變。偶爾會看到別處難民收留所被新納粹縱火的新聞，但那感覺只是德國社會黑暗的小角落、是離我很遠的事情。
直到今年九月德國聯邦議會選舉為止。反難民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 für Deutschland, 簡稱AfD）一舉獲得13.5%的選票，是極右派政黨在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進到德國聯邦議會，而且還握有94席。我一直以為只是德國社會一隅的勢力，現在是德國第三大政黨。選舉隔天我和一樣是國際學生的朋友們都很緊張。
在英國脫歐公投後、川普當選後，英國和美國的排外聲浪和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只有更加嚴重，今天AfD的標的是無助的難民，那明天呢？膚色不同、文化不同、德語不算流利、來到德國享用社會資源、佔走德國的工作機會……這些特徵我全部符合。
然而德國同事們只是聳聳肩，說：「投給AfD的人是不滿現狀，投了對梅克爾的抗議票。」抗議票。這個說法讓我心灰意冷。如果這真的反映選民的心態，那只告訴我：那13.5%的德國人不是不知道AfD基本上就是新納粹的事實，只是他們也知道投下這張「抗議票」之後受到新納粹言論和政策波及的不會是自己，而會是跟自己長得不一樣、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所以他們可以漫不在乎地投下那張票。即使在大學研究室這個應該是我的同溫層的地方，新納粹的政治參與正在被正常化。
於是我想起在德國四年多遇到的一些人。在超市外面對我用怪聲騷擾的一群10幾歲女性、慢跑時看到我的亞洲面孔就隔街對我喊「Konnichiwa」（日文的「你好」）的年輕男性、晚上走回家時從腳踏車上在我耳邊尖叫一聲的男性……。這些人、這種歧視一直存在德國社會裡，而在AfD進入國會的現在，我身邊的德國知識份子仍然不願意面對這份醜惡。
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花了龐大的資源和力氣拔除納粹在社會各階層的根基，前東德至今也正在治療蘇聯統治下秘密警察造成的傷痕。即使如此，種族歧視卻還是留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最穩定的、最支持歐洲統合、最受國際尊敬的梅克爾長期執政下也無法阻止新納粹政黨進入國會殿堂。德國的轉型正義還能算是成功嗎？我們還能夠把德國當成平等、包容的社會的榜樣嗎？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一直在改變，人跨國、跨洲的移動只會加速不會停止，緬甸的種族屠殺、印尼的恐怖攻擊、菲律賓殘暴的掃毒行動，正在亞洲產生巨量的無處容身的政治迫害和種族歧視難民。政治民主程度和政權穩定普遍不理想的亞洲國家處理難民問題的能力一定比不上德國政府，矛盾重重又錯綜複雜的外交關係更讓人無法期待國際合作，難民問題在亞洲肯定更棘手，台灣也一定無法置身事外。
台灣已經有許多新住民正在改變我們對「台灣人」的定義，而隨全球暖化更會有氣候難民進出台灣和我們周邊的國家。以德國經驗為戒，台灣現在就需要一位比梅克爾更有遠見、更有胸襟、更有道德理念的領導人，把移民問題當成政治的核心議題，建構台灣成為真正多元包容的社會。我們如何適應現在和未來移民所帶來的必然改變，將定義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