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璁／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還記得初次領到身分證的心情？盯著自己大頭照：「這是我（嗎）」，也有種「我已不是小孩」的雀躍，並開始想像「這東西可拿去做什麼」。說不定，有人會自我懷疑起性別欄中那非男即女的標註；甚至還可能因為某些難言之隱，而對於背面的父母欄或出生地－－這類乍看中性的資訊，投射各種情緒。
身分證雖是基於國民共同、集體統合的概念，但當它發到個人手上，就轉化成一具有著不同生命印記、個體殊異化的物件。我們若仔細拆解它，從功能效用到象徵意義，就會發現身分證總是散發矛盾氣味，注定是個帶有衝突張力的東西：群我vs.自我、權利vs.義務、普同vs.差異、管制vs.自由……
今天在華山文創園區，有一場「身分證再設計」座談會。這個由內政部委託民間團隊執行的計劃，是身分證繼2006年完成第六代換發之後，最新也最大幅度的再造工程；有人甚至預言這會是最後一次換發實體卡片（未來十年的身分識別科技將不斷更新）。值得特別注意：此次也是史上第一次，在改版流程中導入社會設計概念，希望徹底改變政府閉門決策的傳統作法。
從歷史脈絡來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一直有著高度威權的治理色彩。1949年發布戒嚴令，隨即進行戶口普查，並全面發放身分證，且規定隨身攜帶、警察有權任意盤查。第一代證件並非卡片，而是雙頁小手冊，記載個人與家戶詳細資料。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中，身分證提供了「戶警合一」體制下的監控紀錄。爾後歷經多次改版，身分證始終都是基於權力治理之需、由上而下掌控人民生活資訊的身外物件。第五代換發之後，雖已迎向解嚴的民主浪潮，但比如1997年政府竟仍法定請領身分證須捺指紋，引發人權團體群起抗議。此侵犯隱私自由之要求，直到2005年才通過釋憲正式廢止。
然而，即便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所主導之第六代改版，身分證的基本設定還是沒有突破性的思維。比如雖不再以顏色區分性別，但框限於男女生理二元判定的性別欄依舊存在。而2008年修正的《戶籍法》亦仍規定「身分證應隨身攜帶」，雖無罰則，但授權警察可強制將「身分可疑」者直接帶至勤務處所查證。很諷刺，都已三度政黨輪替了，此般威權體制遺毒卻仍殘留這島國體內。
此次我受邀擔任身分證再設計的諮詢委員，希望連結更多公眾參與討論，由下而上地改變身分證的既存定義，使之從一個國家治理與社會控制的權力物件，翻轉成一個可能聯結時代美學、群體情感、國家認同與個人記憶的象徵物件。以下是我嘗試拋磚引玉丟出的幾個問題。首先，仍需有最根本的反思：迎向新時代我們為何還需要身分證？其實許多國家如美、加、澳、法與北歐諸國並無統一身分證，而日、英等國則是原本沒有，自近年實施卻引發很大爭議。這些異同經驗都值得參考。其次，領取身分證的法定年齡，是否可從十四歲再往下調降（配合十八歲公民權的修憲）？
至於身分證上的性別欄與配偶欄，能否予以刪除（尊重多元性別觀和伴侶隱私，與避免「單身歧視」等疑慮）；而國旗圖像又是否應予保留（其實這和愛不愛國完全無關，就算蔣介石當時使用的身分證上面也沒放國旗）。最後，則是期待更專業的設計元素導入（如視覺識別、符號圖案、字型與格線、防偽特殊印刷等），賦予身分證煥然一新的國民美學感受和情感認同。
一張迎向新時代的國民身分證即將誕生，它的母親應該是島國上的2300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