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案不起訴 是檢方給誰的當頭棒喝？

郭姵妤／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秘書
 
林奕含案最後予以不起訴處分，引起社會關注與迴響，同時也有一些不滿與批評。雖然經過南檢偵辦，但是到底真相如何卻未必完全浮現，不過對於部分批評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的意見，我認為有很大的盲點且過度武斷。
 
政大法學院教授王曉丹為文批評南檢，認為林奕含案，「全民等到的是一個被打臉、具有威嚇意味的不起訴處分，這是檢方給我們的當頭棒喝」。這是在把檢察官打成全民公敵，站出來替全民主持正義嗎？然而，在王的投書刊出後，檢察官監督司改聯盟就轉貼反擊：「現在大家都已經被打醒了，只差王教授？什麼叫全民的期待，是要檢察官把無罪推定及證據法則都丟到垃圾桶？」
 
而我認為，身為法學者的王教授，恐怕是因為出於先入為主的心證與盲點，不僅在法學上，對應堅守的無罪推定與證據法則有所不足；在現實上，對於「權力與控制」的理解也是非常單一。本文試圖以不起訴書為基礎，就法理的部分，來檢視王教授的批判與論證是否合理恰當。王教授本身為法律專業，若僅由所謂的「女性主義法學」角度出發，批判南檢的性別偏見，卻連基本的無罪推定與證據法則都可以不重視，這樣真的恰當嗎？
 
首先，王教授認為檢方的不起訴處分書內容誤解了「權勢性交」(《刑法》第228條第1項)的意義，是以形式主義，定義加害人性/欲的「權力與控制」。
 
就法條來看，除行為人須與當事人有「上下從屬關係」外，行為人的身分須使其擁有「權勢或機會」，且可以「利用權勢或機會」施加於當事人身上，致使「性行為發生」，兩者應有因果關係。而檢方的不起訴書中，針對權勢性交罪不成立的理由主要有三點：雙方頻繁互動時期已無師生關係；陳O星身為補習班教師，對於林女並無決定權柄，亦無監督權勢、服從配合的關係；雙方性行為發生時點已無師生關係存續，難以認定陳O星有利用權勢的可能。
 
對此，王提出應該更細微地看待師生間的「權力與控制」。其核心在於老師的控制欲，「老師透過深度往來或交往，主導學生的思維、情感、期待與成長…迷惑與控制學生的感官、認知與行動能力…控制欲的極致，可以透過性試探與性侵占而完成，被害者有時會為了得以自我喘息，讓加害者的性/欲得到滿足。」王教授提出上述認定「權力與控制」的標準與尺度，批判檢方完全沒有提及「權力與控制」的證據，就認為不構成權勢性交是不當的。然而，我們必須落回具體個案與不起訴書，進一步檢視王教授所列出的標準與尺度是否可行。
 
檢方偵辦的最大困難：「沒有被害人」

雖然檢察官擁有國家賦予的權力，可以蒐集各種證據資料：包含偵訊被告(3次)、傳訊證人(34人次)、調閱資料(網誌文章、電信資料、就醫紀錄、諮商報告等)……然而，因為林女已自縊身亡，且家屬不願意提供個人日記、手札文件與電腦等相關資料，亦不願讓員警對自縊處進行蒐證。此案的偵辦因為蒐證的限制而有其特殊性，所以檢方只能以客觀上能取得的證據進行評斷認定。
 
王教授既然列出認定「權力與控制」的標準與尺度，同時也批判「檢方並未提及是否有上述『權力與控制』的證據」。作為法學者的王教授，是否應該更清楚指出在偵辦此案的現實限制下，應用何種方法蒐證？什麼樣的證據足以證明「權力與控制」存在並影響林女的事實？如何證明利用權勢而為性交的因果關係？難道王教授與林女曾接觸過？或握有檢方無法取得的關鍵證據？還是王教授認為檢察官應強行要求林女家屬提供資料？若其父母不願意提供，則發動搜索、查扣嗎？若檢察官如此，王教授會不會又批評是造成二度傷害、執法過當呢？…除了提出標準與尺度外，王教授難道不也應該以此案的特殊性，提出實務上能滿足此標準與尺度的方法嗎？若無法提出具體作法，卻以此要求南檢，豈不是苛求嗎？
 
況且，一個人是否被主導、被迷惑、被控制，其實是非常主觀的，端賴林女以被害人或告訴人身分陳述才得以釐清。若只用小說與網誌等文本或證人之證詞，作為論罪根據是不足也不當的。故，就此案的特殊性而言，檢察官是否能夠照王教授所言，蒐集「權力與控制」等證據，是有其困難度的。南檢主任檢察官陳建弘也說，偵辦此案的最大困難就是因為「沒有被害人」。
 
被「權力與控制」遮蔽的心證與視角

再者，當王教授在大力批判檢察官過於簡化、誤解權勢性交的意義、未提及「權力與控制」可能存在之蛛絲馬跡的同時，有無以同等的力氣搜尋不起訴書中檢方間接駁斥權勢性交的「反證」？
 
這些可能的「反證」包含：經比對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之原版「初戀」內容，係以雙方合意交往乃至於合意性交之觀點書寫；幾位閨蜜作證「雙方互動就像情侶」、「介紹陳O星是她的男朋友」、「從來沒有跟其說過她遭性侵害」等；相關醫療紀錄均未提及曾遭性侵；諮商紀錄顯示曾提及「被強迫」及「誘姦」等詞語，但亦曾表明「就是一場戀愛」、「當時很願意滿足對方的慾望，好像是她的責任，同時有一種權力感，可以安慰高高在上的對方」等…。
 
雖然這些訊息可能彼此矛盾，但因林女已不在之蒐證限制而無從核對釐清，檢方無法據以作為論罪證據也是可理解的。檢方縱使無法完整還原事實真相，但至少已盡力貼近部分真相，且足以作成不起訴處分的決定。檢方因調查的困難而缺乏足夠的證據可以起訴，難道王教授主張，縱然證據不足，但因為人死為大、受害為實，故應先起訴再說，到時再推給法官，也累死被告與律師嗎？
 
當然，檢方所拼湊出來的僅是部分真相，必定有其不足。但也不代表王教授，可以全然無視蒐證的限制、未周延考量可能的「反證」，就認為南檢是「以偏概全，壟斷資訊、扭曲感受與遮掩真相」，這恐怕是過度武斷了！若可能的「部分真相」已出土，也足以證明可能不是權勢性交，王教授還在拿自己定義的標準與尺度看本案的「權力與控制」，難道不才是以偏概全嗎？還是即便諮商紀錄上顯示林女「當時很願意滿足對方的慾望，好像是她的責任，同時有一種權力感，可以安慰高高在上的對方」，王教授都認為是被主導、被迷惑、被控制呢？
 
況且，照王教授的邏輯，幾乎是預設一個有權力地位且能施展權勢與影響力的人，只要對客觀上相對弱的一方，起心動念有「性」的念頭，就是犯罪的開始。這樣的邏輯背後，是反映什麼樣對性的想像呢？而在權力無所不在、權力部屬如此綿密的當今，又有誰能夠倖免？是否代表只有滿足相同種族、年紀相仿、同為四肢健全、身分對等、背景相稱、收入相當等條件的兩人，才不會有「權力與控制」的存在？如此對權力的想像恐怕是流於空洞，也不現實。
 
打擊司法系統性別偏見，莫以犧牲無罪推定為代價

雖然王教授行文中，並沒有表明認為南檢應該要用權勢性交罪起訴陳O星才是符合社會全民期待，然而通篇文章卻已然暗示了王教授有罪推定的心證。王教授不可能不知道無罪推定原則，但卻不僅無視於蒐集證據的限制，也不開放地看待可能的反證。
 
況且，自今年4月底林女自縊後，引發社會軒然大波，政客紛紛嚴厲譴責、婦團藉此討論權勢性交、鄉民大力肉搜撻伐、民代倡議修法監督補教系統等，在這麼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眾所矚目，南檢敢亂搞嗎？如果為符合「全民期待」，檢察官大可像李茂生教授所言，勉強動用司法資源來平息眾怒，決定起訴後丟給法官。南檢不起訴的處分，到底是守住基本法學的無罪推定及證據法則底線，還是顯露司法系統的性別偏見、漠視性別結構呢？
 
若檢察官在實務上已盡可能地謹慎偵辦，而王教授作為法學者卻仍為文嚴厲批評。如果見解並沒有特別進步或獨特高明，那用女性主義法學者的身分，張著打擊司法性別偏見的大旗，卻無視證據法則並有罪推定，恐怕並沒有比較正義。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也是當今社會許多主流婦女團體的思維。
 
所以，與其如王教授所說「林奕含案是檢方給全民當頭棒喝」，不如說檢方不起訴的處分，恐怕是給習於全民公審的鄉民正義當頭棒喝；也給只談性別結構卻有罪推定、凌駕基本法學精神的女性主義法學者當頭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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