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壽全／馬偕醫院院長
人類的生活，可說就是一場不斷耗用資源與製造垃圾的過程；垃圾若不能妥適處理，世界未來恐怕會淹沒其中。台灣每年產生垃圾逾700萬公噸，處理主要有清運與回收兩種方式。據環保署統計，每人每日垃圾量，10餘年前平均0.93公斤，近年已降至約0.84公斤，而回收率則由20多%提高到50多%。透過製造降低及回收增多來使垃圾減量，看來已略具成效，但仍需繼續努力，才能使適合居住的環境，維持更久一點。
有人喜歡以加減乘除等四則運算來形容生活，減法中「減量」的概念，不僅必須在廢棄物的處理上落實，也應該推廣運用到其他領域。
台灣健保開辦20餘年，造福無數病患，功勞極大，但因制度設計的缺失，造成社區醫院倒閉很多，醫學中心及大型區域醫院則人滿為患，所以發生血汗與過勞的現象。疾病有輕重緩急，醫療體系並非沒有分級，只是運作多年已畸形化而配置不均，當局如今已採取方案試圖導正使其「返璞歸真」，用心值得肯定，但若深一層思考，則「減少醫療需求量」，可能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台灣健保雖然水準極高，但還是有許多不容否認的浪費，癥結就在於實在太「廉價」，以致於不被珍惜。「診斷相關群(DRG)」對減少資源耗用有相當程度的功效，但只能適用於部分容易掌握的疾病，若全面推動，因醫療的不確定性，將可能造成人球事件不斷。「提高部分負擔」，讓病人接受處置都「有感」而參與決定取捨，能有助於減少浪費。將「論量計酬」改為「論人計酬（capitation）」，使「有作為才有報酬」，逆轉成「不作為才算成效」的邏輯，可使照顧病人的重心，從後段的治療挪移至前端的預防，也應可大幅降低不必要的支出。
不過，提高部分負擔與論人計酬都是理想，在台灣要實施，必須克服「把保險當福利」及「不得限制就醫自由」的民粹，非常困難。但從宏觀角度看，唯有「減量」，讓資源使用集中在真正需要之處，不僅工作人員平均負擔可以減輕，每量的單價也能提高，醫療才能真正脫離血汗的困境。
當然，除了醫療之外，許多行業也有血汗的情形，解決辦法各不相同；有些量不能減，就需要提高報酬、增聘或彈性調整人力，有些則還是得從減量著手，比如說，司法官普遍也都負荷過重，就是可以考慮的對象。
《憲法》保障人民有訴訟的權利，但若當事人走司法途徑所需付出的代價極低，就難免有人會藉此方式謀取不當利益。比如說，「以刑逼民」就是一個例子。醫療糾紛中，就有素來不關心病人的家屬以此機制跳出來控告醫師，利用長輩的殘餘價值遂行其「要錢」的惡念，讓人不齒，但相關人等，就只能陪著耗蝕極長極多的時間與精神，但法律對此卻無可奈何。
醫療上針對某些症狀或徵候，有經驗的醫師僅憑簡易的資料就可以掌握原由，並不需要進行許多複雜或昂貴的檢查才能確定病因，相似的邏輯，檢察官對於眾多案件，有些也應該靠專業判斷就可以直接「行政簽結」，無需大費周章的開偵查庭後再耗費精神與時間出具不起訴處分書（過程就像醫療進行許多不必要的檢查與治療一樣）。當然，行政簽結並非正式的法律規定，但國家應該賦予檢察官此種權力，相似機制也應適用在警、調及法等廣義司法人員，才能從源頭減少「來亂」或「攪局」的訴訟，否則談司法改革中如何減輕人員的「血汗」，效果恐怕極為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