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輔大法律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世大運開幕式在選手進場時，因為運動員的缺席，被人戲稱「誤以為是在看冷戰時的運動會」，但是運動員的缺席除了中國不意外的是在抵制台灣外，其他國家則是因為被「反年改」團體在小巨蛋外丟煙霧彈，導致各國代表團無法進場。
或許會有人認為「在世大運抗議和反年改之間的關聯性薄弱」，辦世大運的是台北市，砍軍公教退休金的人是立法院，地方、中央傻傻搞不清楚，但是抗爭是為了「目的」，抗爭的過程只是「手段」，「手段」只要有助於達到目的，且不要違背比例原則，就應該要是可以被允許的抗議「手段」。
因為「弱勢」團體或是主張只能夠以這種看似「不合理」、「胡鬧」、「謾罵」、「不道德」來獲得大眾的目光，從策略來看「優勢」主張或團體不用如此也能夠成為鎂光燈的焦點，舉例而言包括在2016年的里約奥運開幕時場外也有抗議，G20高峰會時場外有約莫10萬的左翼份子在進行抗爭。
說實在的台灣做為民主國家，可以提供一個如此健全的民主環境，讓這些退休老伯伯進行一堂民主課程的巡禮，代表是政府及全國人民素質的提升，對於「異己」、「多元」的包容，因為諷刺的是這些抗爭的「抗爭者」，在過去往往是反民主、反抗爭的。
不過如同前所述的抗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策略上這些「反年改」的支持者是得到大眾的焦點了，但是這種「焦點」真的有助於他們抗爭目的的達成嗎？
在「反年改」運動的主張，抗爭者往往將「金錢」和「尊嚴」扣在一起，美其名是在主張「做為軍公教的尊嚴」縱使先不要檢證「軍公教的尊嚴」論述的正當性，在這個年輕人難以生存的世道，主張不能旅遊、繳不出高額房貸做為「反年改」的正當性本來就難以獲得一般大眾的共鳴。
再觀本次的世大運，從數據來看，無論是網路行銷的「投資報酬率」還是開幕的售票情形，都不可謂其為不成功
在政治學上有一個概念被稱為「想像的共同體」，而這次的世大運由於柯市府的行銷成功，讓不僅是「台北」而是整個台灣都有產生一種「台灣我的主場」的效果，而成就了台灣人民做為「想像的共同體」跨過省藉、學歷、地區、世代成為一個民族認同下一個嶄新的民族。
本來反年改者的抗爭理由就站不住腳了，在面對因為世大運而團結的新台灣民族時，其「自私」、「無理取鬧」更會相較的被放大，因此在策略的選擇上「反年改」支持者的做法只會更快激化大眾對於他們主張的反感，而更不利達到他們想要的主張，不過這堂課對這些一直自恃是社會中堅、穩定力量，精英的「軍公教」而言，應該是走回市井的一個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