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永欽／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司法院前副院長、前大法官
司改國是會議才開完，一個愛蜂法官的交保決定，立刻引起網民飆罵，說會是開假的。其實類此可以變成花邊新聞的法院判決，美、德這些高度法治國家哪裡少過，美國有關法官在法庭上的胡言亂語被收集成冊的，俯拾皆是。但這些國家的實證研究，總能顯示法官的信任度居高不下。兩者的差異就在系統性的信任，如果還有人懷疑這種說法是掉書袋，看看台灣的醫療吧，診斷錯誤開錯藥方的庸醫還少嗎，為什麼總統沒有大張旗鼓的推動醫改？
沒有系統信任，司法的其他問題做得再多，都是白做。那麼系統信任又是怎麼來的？為什麼美國、德國的人民基本上信任法官，不會受媒體報導的一兩個案件影響，台灣的人民基本上信任醫生，不會因為幾次頭痛沒治好而整個不信任醫療。在我看，這就是文化。
西方國家的小說戲曲中就有法官的身影，幾百年淬釀的文化基礎是他們司法體制的重要基礎，我們的傳統文化沒有這些，法官的專業能力和獨立倫理是關起門硬練出來的，但一般人就是不信，同樣不懂這個專業的深奧道理，台灣人民相信醫生，就是不相信法官。
法官中普遍有個迷思，說法官判案總有輸贏，所以不可能建立系統信任，因此只要盡其在我就好。我每次都用實證調查告訴他們，70％以上的人根本沒進過法院，為什麼有80％的人不信任法官？而且誰說打輸的人一定不信任，西方國家的調查顯示，同樣有輸有贏，人民對法官的信任度很多還是在7、80％。不要繼續躲在「盡其在我」的迷思裡，想想怎樣建立系統信任。
我們顯然沒有很多一百年的時間去淬釀有利的文化。所以當我有機會襄助賴浩敏院長承擔司法改革工作時，我們相信只有系統的讓人民進入法庭，和法官一起審判案件時，才可以快速的扭轉文化中的系統不信任。我們實驗了整整5年，總算現在法律專業普遍也意識到讓人民參與審判的必要性，執政當局顯然也接受了這樣的看法。
現在有問題的，只剩下怎麼做才能讓這個制度真的發揮建立系統信任的效果。民國100年在司法院召集的委員會中，所有委員都同意要讓人民參與審並參與判，不確定的只是，職業法官可不可以不接受人民的判斷，當然這時候他們必須在判決中說明不接受的理由。
於是委員會決定作實證調查，看多數民眾比較能接受這種職業法官保有否決權，但各自意見必須透明的設計（觀審），還是人民和法官一起表決依多數決定，但外界反而無從得知誰說服了誰的設計（參審），政大選研中心3位教授做的調查顯示偏好觀審者在各問題都以5到10的百分點略高於參審，有趣的是，中研院黃國昌等3位教授幾乎同時做的調查，結果大致相同（黃立委後來閉口不提）。司法院就在這樣的調查基礎上決定往觀審制方向設計。以後5年在5、60場的模擬審判中（參審件數還高於觀審），參與者的意見調查，偏好觀審者平均更高達80％。
這是司法院在設定目標後，盡可能客觀的基礎上設計和推動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這時候反對者開始用美國式陪審制來杯葛，說只有這樣才能實踐真正的司法民主。但誰說我們需要的是司法的「民主」，而不是「信任」？
12個素人討論後決定被告張三無罪，至於法庭上攻防的所有疑問，為什麼這個證據要採，那個證據不採，因為法官沒有參與決定，人民又不會寫判決書，法庭最後只說4個字：「張三無罪」，名嘴們詬病的法官自由心證，好歹還要在理由中說說可採和不可採的道理，陪審等於把現在自由心證小黑箱變成包括上級審都救不了的大黑箱，台灣人民通過這個大黑箱會產生對司法的系統性信任？
我們的調查顯示，台灣人民不太信任法官，他們也不太信任他們的鄰人。模擬審判回收的問卷顯示，完全就讓幾位素人來決定有罪無罪，贊成的比例接近零。好了，請你告訴我，到底要不要面對系統信任的問題，或者我們還是隔幾年辦一次大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