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廣廉／時事評論者
一個被外界過度定義的人昨天過世了，他就是劉曉波。
支持或崇拜他的人稱它為民主鬥士、聖人或殉道者，囚禁他的中國當局和附隨者稱他為顛覆國家者、沽名釣譽者或賣國賊。當然，相較於前述有爭議的定義，他身上也有些客觀的「稱號」，例如知識份子，或者更為人所知的，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人說蓋棺論定，但在可見的未來，劉曉波顯然很難有一篇被各方所接受的墓誌銘。而更糟糕的是，只要中國共產黨繼續其統治一天，他們就會致力消滅中國人民所有能了解劉曉波的資訊或管道，他們要讓這個為所有中國人而死的中國人為人所遺忘。
就像米蘭昆德拉所說的，「人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今天的中國強權如此強大，但我們知道，僅管強權的影響力再怎麼大，也只一時噤得了中國人及趨炎附勢者之口，卻禁不了歷史和自由世界人們對劉曉波的公正評價。
除了193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於1938年在死在納粹統治下的監獄醫院外，劉曉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個在國家監控下死亡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件事一方面證明中國的態度有多有恃無恐，這種強硬傲慢來自於他們認為沒有人會跟中國的「錢」過不去。就像劉曉波2010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馬上無限期延後與挪威的雙邊貿易談判，挪威出口到中國的鮭魚就被被被暫停進口。這個禁令迄今還沒有被解除，算是給世界各國立了一個得罪中國下場的榜樣。
但另一方面，這也讓人不禁思考，為什麼向來這麼好面子的中國，會不惜自己被類比於納粹的代價，硬是扣住劉曉波，即使不是主動積極至少是被動消極地讓他活生生死在中國國內。這個代價如此之大，而中共卻執意要這麼做，代表讓劉曉波死在國外是這個政權所無法承受的。
中共如此在意劉曉波之死，其因在於，中共統治將近六十年來，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而這兩次天安門事件都導致了中共政權的短暫動盪。第一次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導因於周恩來之死，第二次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緣起於胡耀邦之死，這兩人都在中國人民心中深具人望，因此他們的死讓大批民眾走上街頭悼念，最後導致了不同程度的流血衝突。
目前的中共政權看起來很強大，他們有能力讓世界各國對劉曉波事件閉嘴，但他們心裡很清楚，一但劉曉波死在國外，他們將無法掌控劉死亡的定義權甚至大體的所有權，屆時是不是會有第三次天安門事件發生誰也不知道。所以，他們只能怯懦且也殘酷地讓劉曉波死在瀋陽，然後讓瀋陽市司法局官方微博宣布他的死訊。
中共當局的所作所為，讓人覺得這是一個沒有底線的政權。我只能以哲學家齊克果的一句話來敬告他們：
「暴君的死終結他的統治，殉道者的死卻帶來他統治的開始」（The tyrant dies and his rule is over. The martyr dies and his rule begins）
讓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