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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流亡詩人布羅茨基說過：「一個人脫離了專制，則只能流亡至民主。」又說：「對於一位流亡作家來說，走這條路在許多方面就像是回家，因為他離那些一直在給他以靈感的理想之歸屬更近了。」
與布羅茨基一樣，我也是「國家的敵人」：在蘇聯政府眼中，布羅茨基是一名「不勞而獲的寄生蟲」，當他在法庭上強調自己「詩人」的身分時，法官大聲反駁說，蘇維埃共和國公民當中沒有這樣一種職業；而在中共政權眼中，我是「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害群之馬」，那些訓練有素的秘密員警相信，唯有酷刑可以讓我停筆、讓我住嘴。
後來，布羅茨基和我都選擇流亡美國：他居住在喧鬧的紐約，而我居住在寂靜的維吉尼亞鄉下。在流亡異域的日子裡，布羅茨基沒有一個說俄語的民主國家可以去訪問，我卻有說華語的台灣可以去訪問——在這個意義上，我是不是比布羅茨基更幸運呢？
是的，每一次到台灣，我都宛如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沒有余光中式的鄉愁，毋須矯揉造作、顧影自憐。我驚喜地在猴硐貓村找到了失去的童年：那個礦工居住的小山村，宛如我童年時代生活過的雲霧繚繞的「新華礦山」。猴硐因為貓的群居，奇蹟般地從廢棄中再生，成為一處新奇有趣的觀光景點；而位於四川樂山的那處礦山，則早已人去樓空，且道路不通，再也無法故地重遊——我7歲時全家搬離，便再也沒有回去過，更何況我現在根本就不能回中國，中共綁匪集團竊據了我的家園而以主人自居。
那天，在猴硐，我坐上滑輪車穿越一段漆黑的礦坑，有水滴從石縫中滴下來，炎炎夏日亦冰冷刺骨。這就是我童年最初的記憶，那時父親帶我下井，我很害怕，緊緊抓住父親的胳膊。是不是那段苦澀中有回甘的童年，鑄造了我極不合群的性格，即便在人聲鼎沸中，也如同孤寂一人？是不是那在黑暗中尋找光的經驗，孕育了我腦後那塊桀驁不馴的「反骨」，當人們都在歌唱「紅太陽最親」的時候，我偏偏看到了它背後無邊的黑暗？
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幾乎到過台灣的每一個縣市——雖然比不上威權時代自詡「愛民如子」、號稱「跑過台灣每一鄉鎮」的技術官僚，但我去的地方，大都是官僚和商人不會去的。我去的是那些定格著屠殺、苦難與悲劇的「暗黑觀光」之地，我走的是一條保存著抗爭、勇氣與希望的「自由之路」。我找到了那棵蔭蔽過奮筆疾書的鍾理和的木瓜樹，我找到了那片默默陪伴著梅貽琦安然長眠的梅園，我在台大校門外的唐山書店重溫「地下室中讀禁書」的「不亦快哉」，我在烏來的青山綠水之間傾聽戰死在南太平洋的原住民戰士的鎮魂歌……
台灣宛如一本攤開的大書，其中有溫柔的花草，有散發著硫磺味道的泥土與石頭，更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反抗者，這本大書讓我如饑似渴地閱讀不停。而我也以台灣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寫自己的書——「台灣民主地圖」系列，從第一卷《在那明亮的地方》到第二卷《我也走你的路》，如今寫到了第三卷《拆下肋骨當火炬》......(全文請連結民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