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侑學／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
新政府年金改革進程在歷經三階段擴大民間參與的對話機制，以及總統府、行政院與考試院的內部折衝之後，醞釀將近11個月的官版改革方案正在立法院接受審議考驗。雖然社會各界普遍肯定新政府的改革決心，不過改革方案精算報告卻也顯示官方祭出的改革手段，效果十分有限，至多延長各年金基金效期2至20年不等的壽命，與蔡英文總統當初揭示「世世代代領得到、長長久久領到老」的目標相距甚遠。我們必須指出，新政府財務導向的改革邏輯，是舒緩年金基金燃眉之急的必要手段，但無法為傾斜的收支設下停損點，不久的將來仍得面對用罄的危機。
事實上，年金改革之所以難一勞永逸，問題源頭實則來自於工資停滯和勞動力不足，因為兩者多寡直接影響保費總收入，換言之薪資成長、高勞動參與率與高出生率，是確保年金財務健全的前提；可是我國現況全然背道而馳，例如缺乏完善的勞動與照顧政策支持，女性經常因照顧子女和長輩退出職場，是造成勞動參與率偏低的主因，進而減少貢獻年金基金的潛在人口；此外，許多國內研究業已證實低薪、高工時的勞動現場會降低國人結婚與生育意願，長期低迷的生育率將使未來工作與加入年金保險的世代萎縮，對當前岌岌可危的財務狀況，無疑是雪上加霜。
也就是說，年金體系無法單靠多繳、少領、晚退來維繫永續發展，更何況這些措施有其限制，不允許大幅度、一步到位的調整，譬如提高費率涉及企業成本負擔與勞工可支配所得、刪減給付讓老年經濟安全受到威脅、延後退休則衝擊整體勞動力的供需安排，因此欲擺脫年金破產倒數計時的夢魘，改革須納入整合性的政策思維，結合不同面向的家庭、勞動及長期照顧政策，改善工作及照顧環境，才有機會徹底扭轉年金財政的羸弱體質。
無論如何，眼前台灣無法避免進入「永久性緊縮」時代的事實，公共或強制性職業年金已不再保證退休的經濟安全，隨之而來的可能是引發老年貧窮的後遺症。不少研究文獻在回顧歐洲國家過去30年以來的年金改革後指出，老年貧窮與不均是這一波撙節工程帶來的新問題，台灣社會又如何回應後續的老人貧窮風險與所得缺口？是向右轉鼓勵更多私有化（商業保險）／家庭化（子女奉養）／個人化（儲蓄），抑或是向左轉由國家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提供基於公民權的稅收式基礎年金，還是未來不以仰賴現金為主，改由相關福利服務來滿足老年生活需要，都是本次改革之後遺留下來得進一步釐清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