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俊達／執業律師
林姓作家的案件發生後迄今，相信已造成全國家長恐慌擔心，深怕自己小孩送去補習是羊入虎口。因此，不乏聲音要求檢察官應該主動發動偵查。
究竟檢察官是否應該剪報分案？抑或，依照鄉民指示辦案？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因此，關於本案，我們要思考的是：犯罪嫌疑在哪？
首先，被告（加害人、犯罪嫌疑人）是誰？關於這點，似乎根本連最基本「告訴人（被害人）指訴」，都完全沒有。當犯罪事實的人、事、時、地、物，全部都不明時，只有「熱銷小說內容」本身，檢察官應該「根據小說」就發動偵查嗎？
唯一的「線頭」應該有兩個：一是林姓作家父母的說法（他們稱小說內容都是女主角親身經歷），或她丈夫的說法（經驗法則上可推論她曾向丈夫透露相關情節）；另一個則是「長期就醫紀錄」。
但是，前者（雙親、丈夫說法）均是來自女主角的「轉述」，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而言，法律意義上為「傳聞」（Hearsay）。因此，除非還有其他客觀佐證（如果有日記本，能算嗎？）可以補強之，否則只有「女主角在八九年前曾經向父母透露」、「女主角曾向丈夫透露」，能夠作為發動偵查的「犯罪嫌疑」嗎？恐怕是很有疑義得。更何況，雙親和丈夫似乎並沒有要具體追究任何人法律責任的意思。
至於後者，在「長期就診的病歷」中，雖然一定有「病人主訴」，內容可能有具體指出「加害人、加害時間、地點及各次加害情節」等內容，但在法律上會遇到一個重要法律問題：心理醫師或身心科醫師負有保密義務。
「縱使」被害人曾經向醫師透露「加害人身分」及「加害情節」，醫師在被害人沒有明確同意的情況下，尤其被害人生前並無追訴意願之表示，且雙親更公開表示沒有要追究法律責任，則醫師在「專業醫療倫理規範」上，即應該拒絕配合任何刑事調查。
同時，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82條規定（Doctor’s Right of Refusal to Testify），林姓作家的主治醫師也有權拒絕配合檢察官的調查，且應該行使「拒絕證言權」。
此外，基於「拒絕證言權」對於「強制處分」（搜索、扣押）的「#封鎖效力」（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六版，第429頁及註134），當主治醫師行使拒絕證言權時，檢察官也無權搜索或扣押相關病歷。
結論上，筆者認為，檢察官可以「關係人身分」傳訊林姓作家的雙親到庭來了解案情，但如果兩人也提供不出任何客觀事證或佐證，恐怕本案要求檢察官發動偵查、積極作為，法律上實有重大困難。
如果林姓女作家的最終意願是：喚醒大家對類似惡行及防治制度的正視，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成全她的遺願？
我們社會應該一起努力，讓水落石出的不是她的個案真相還原，而是「整體法律及社會互助機制」的漏洞、不足及糾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