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臻嫺／台南地方法院法官
日本自幕末維新學習西洋法制起，即有懷抱「陪審」夢者，甚至一度想寫入明治憲法中，但當時幾位重量級的維新人士，如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前往海外實地考察後，於1871年歸國後的報告書，認為陪審團「難」以在日本實施，故未採行。
到1909年（明治42年）第26回帝國議会，仍有「立憲政友會」議員，提出「陪審制度設立建議案」，雖經衆議院通過，但最後仍未正式實施。之後，當時的人權律師「花井卓藏」（其曾為「大逆事件」即圖謀暗殺天皇的社會主義者被告「幸德秋水」等案件辯護，因而著名），在順利當選眾議員後，因其畢業於以美式法律教育知名的「英吉利法律學校」（即現在的中央大學），故對美式陪審制亦充滿嚮往，因而仍繼續不懈地推動在日本實施陪審制。
終於，在1923年，「陪審法」成功立法通過，並正式於1928年（昭和3年）10月1日施行，但實施後，因陪審制的精神是為保障被告權利，故必然要賦予被告「程序選擇權」，即被告可衡量自己的財力、時間、勝算等，自由選擇要將案件交由陪審員（jury trial）或職業法官(Bench trial)來審判。
但實際實施後，因當時絕大多數的被告，都不願（敢）選擇交陪審員審判，寧仍將自己案件交由職業法官來審判，故實際實施陪審的案件，數量極少，故隨著二戰起到1943年後自然廢止（除戰後遭美軍佔領的沖繩仍實施美制陪審外）。如人權律師「花井卓藏」推動陪審「夢想」的努力，從此在日本鮮少有人再提起。
也或許，因之前導入陪審制失敗的經驗，故在1999年日本欲重新導入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時，自然地選擇了以「參審」為主軸的裁判員道路。 且日本在上個世紀實施陪審制失敗的經驗（魔咒？），似乎也在2008年開始實施的韓國身上，再次複製。
韓國在上世紀末，同樣因對職業法官教條式判決及在認定事實上的獨大，導致對司法的不滿，於1999年在盧武鉉（ノ・ムヒョン）總統的領導推動下，導入偏向陪審（且當初為避免違憲爭議，故選擇陪審員的認定不具實質拘束力）的國民參審制度，同樣也賦予被告有選擇陪審員或職業法官審理的程序權，以保障其權利。
但同樣，受到大部分的被告都不願選擇陪審等因素影響下，韓國於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時，整年只有64宗適用案件，於2009年緊急修正審判規則，再擴大適用範圍，強化法院(向被告確認被告是否願意選擇國民審判)的義務，並延長被告的聲請期限等等，到2012年才勉強增加至274件，故韓國此制因成效不彰、瀕臨枯死的窘境，而迭受批判。
故什麼制度才適合什麼國家？或許不只是法學論理優劣問題，而是現實與經驗問題。民間司改會希望再繼續同時「試辦」參審與陪審二制，才來決定何者適合我國。但問題是，再砸上億千萬預算，再找一大堆假人頭（假人民、假被告、假證人、假案件），用「演法庭戲」的方式，再來「試辦」個千百回，或再辦千百場各說各話的公聽會，就能找出真正適合我國情的制度嗎？
筆者建議，不如對國民全體進行簡單問卷──假如是你（妳）涉入八里雙屍命案，而遭檢察官起訴殺人罪，你（妳）會選擇讓陪審員單獨審判？或選擇由職業法官及人民共同參與的法庭來審判？或許，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