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博雅／社會民主黨全國委員
蔡英文總統是最愛「國是會議」的總統。執政不到一年，總統府已經舉辦兩次大型國是會議「尋求共識」。年金改革開了25次大小會議；司法改革預計有36次大小會議。這些會議的成效和缺點，各方已有很多評論，本文不贅述。但「哪題該開會，哪題不開會」一直是很大的謎團。
年金改革、司法改革涉及層面廣泛，利害關係人眾多，正反意見分歧，以國是會議的形式擴大參與，言之有理。但《勞基法》修正、一例一休爭議也很大呀，為何由總統拍板直接在立法院用多數碾壓通過？哦，因為是要兌現執政黨的競選承諾，而且修法本來就是立院權限。可是，婚姻平權也是總統競選承諾呀，為何立委提出修法後，總統又交代副總統召集「正反雙方來開會溝通」？不只開會，還要會前會、會前會前會，為何此時又不能以政治意志在立法院決定了呢？哦，是因為社會上有一部分人無法接受婚姻平權，需要開會讓反對者表達意見「凝聚共識」。但，討黨產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呀，怎麼沒讓副總統召集轉型正義正反雙方在總統府開會呢？
到底何事要開國是會議？何事總統拍板決定？唯一的標準似乎就是「沒有標準」。一方面用國是會議做出「最會溝通」的業績，利用會議拖時間換空間；另一方面，自己決意推行的政策，不論社會有多少異議，仍然維持過往「總統兼主席拍板」的模式，油門催到底硬闖過關。這樣的決策風格，實際上還是沒有擺脫「只是總統要或不要」的舊模式，審議式民主只是一件國王的新衣。決定「何時要討論、何時要硬幹」的權力才是最大的權力。
國是會議最大的功能，在於資訊公開透明，以及正反雙方的說理論辯。理論上，如果立院的審議夠實質、夠優質，每次審議都可以做到「國是會議」的功效。國是會議在法律上的性質，充其量就是總統的擴大諮詢會議，其結論沒有明確的法律效果或拘束力。不管開了幾百次國是會議，最終的政策方向，還是要回歸憲政機制，由立法權或行政權負擔最終的決策責任。國是會議的存在，反而正好凸顯集政權與黨權於一身的大總統，習慣性將立院審查空洞化，只有在自己有需要的時候，才召開國是會議取用其政治效果。
全面執政的蔡政府，面對爭議議題，以人數優勢將國會審議的過程空洞化，一例一休如此，飽受「錢沾」之譏的前瞻計劃亦如此。明明是牽涉8800億的預算規模，不只與百工百業有利害關係，甚至尚未出世的後代都要背負債務，牽連層面之廣，比年改、司改、同婚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行政院所揭露的資料少的可憐，被學者專家批評成本效益評估處處缺漏，淪為獎金最高的作文比賽。而規劃前瞻計劃的核心，也和馬英九的「愛台十二建設」有八七成相似。這樣高度爭議的計劃，連在立法院好好討論都不可得。執政黨蠻橫、最大在野黨賴皮，台灣人的未來，可能就被「決定不開會的權力」玩掉了。
民進黨的選舉輸贏，是民進黨自己要擔心的問題。但台灣人的未來，是全民要嚴正請教總統的問題。請問執政黨，愛台十二建設失敗在前，前瞻計劃這樣的「國是」，不需要具體詳實評估嗎？不需要全面資訊公開嗎？不需要邀集利害關係人實質審議得到共識嗎？難道可以猛踩油門直衝負債的未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