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丁旺／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前檢察總長黃世銘將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洩漏及交付他人，誘使前總統馬英九被動介入司法個案，中研院院士胡佛為掩護馬、黃的廢公忘私，在報端倡言「檢察總長要向總統負責」、「檢察一體包括總統在內」。以是，檢察官定位相應產生爭議，此一定位爭議又直接涉及審、檢、辯三方的職權變動與刑事訴訟制度的設計，連帶煽起了司改國是會議的漫天烽火。
本來，歐陸法系國家之檢察官，主要功能在於犯罪調查的控制，一旦有充足的證據顯示犯罪，就可對犯嫌加以追訴，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預審調查與審判程序均為審判法官所控制，嗣後檢察機關的調查權被發展成從審判權分離，以此方式使檢察機關成為司法產出機關，就其專業與傳統以觀，仍保留著司法的外形，檢察官的定位，係擺置在第三權（司法權）的機能，檢察官與法官是司法天平兩邊的秤，缺一不可，審檢分立為司法權職務的內部劃分，二者合稱司法官。
法國之《司法官身分法》第1條明定司法官包括法官與檢察官。奧地利在《憲法》中增訂檢察官定位的條文，明白將檢察官定位為司法官。義大利《憲法》第107條明定，檢察官與法官為同享身分與職務獨立性保障的司法官。鄰邦日本則將檢察官規定於《憲法》第77條第3項，分章列節於「司法」篇章。俱見歐陸法系國度之檢察官制重在犯罪調查。檢察官為擬制的、法律的，而非真正的、事實上的當事人。被害人得於個案中表示意見甚且參加訴訟，有獨立的偵查階段，採起訴法定原則，其身分保障見諸憲法或法律，阻絕政治的介入，檢察一體不包括總統。
美國檢察官署並非來自單一的起源，有謂源自英國（英國遲至1986年才建立檢察官制度）的治安法官，有謂受荷蘭殖民美國設置schout（英譯sheriff之意）之影響，大部分刑事司法追訴案件採英國的私人追訴模式，刑事司法程序為犯罪被害人所支配。1787年，國會第一次通過司法法案，授權總統任命一位檢察總長，1870年，成立聯邦司法部，檢察總長擔任司法部首長，為中央檢察機關，但迄未觸及檢察官定位，聯邦最高法院直到1935年才在Berger v. U.S.一案中闡明，檢察官扮演著「公正行政官員（impartial administrator）」的角色。復於1996年U.S. v. Armstrong一案進一步指明，檢察官依法代表美國總統忠實履行憲法上的職責。「檢察總長要向總統負責」，檢察官為行政官，其去留委諸總統與司法部長，政治之干預與介入，乃屬當然；其職權重在公訴，審判中為當事人之一造，被害人訴訟權益恝置一旁，採追訴裁量主義，沒有獨立的偵查階段，遇有特殊重大案件，只有委諸任務編組之特別檢察官為調查。
由上觀之，檢察官的定位，不論是歐陸法系國家或是美國，都是經過百餘年的推衍遞嬗、揉合檢察發展史與憲法內涵。檢察官定位的改易，牽扯審、檢、辯三方職權變動與角色更易、產生與養成。以台灣紹述德、法、義、日諸國檢察制度而言，拆掉重練的結果，其翻天覆地、株連全民是可以想見的，將檢察官定位問題拿到司改國是會議討論，已有不當，如果聚少數人之議率爾定音，不啻遮住司法的右眼，不得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