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索／作家
太陽花運動時，青島東路於某日，忽搭起一個供奉鄭南榕遺像的小帳棚，陸陸續續有年輕人走入凝視著鄭南榕那雙大眼，有的放上一枝欲凋的向日葵，或是一枝紅玫瑰。「賸下來就是你們的事了！」「我是✕✕✕，我主張台灣獨立。」成了運動中的宣示語。
那段時日，台獨老革命史明經常現身議場、街頭，給太陽花澆水。史明在大腸花直播演講落落長，守在批踢踢的鄉民們大按「跪跪跪……」、「有神要拜」；有鄉民喊說：「聽無，求翻譯」，即刻有人回：「聽不懂無所謂，拜就是了，快拜！」接續是批哩啪拉一長串跪跪拜拜聲。
革命尚未成功。一生懸命台獨的歐吉桑或許、至少在精神上受到安慰，有那麼多後生尊崇他的理念。距離1989年4月7日，鄭南榕自焚殉道彼日，不短也不過於漫長的光陰，台灣主體意識已如此普遍，朋友稱「耐龍」的他，會在天上露出「得意而滿足」的招牌笑容嗎？
我是在鄭南榕死後，才逐漸索驥他這位悲劇英雄。自焚事件前後，我分別於《新新聞》《中國時報》擔任記者。當時具有自由色彩的《新新聞》寫到台獨，要加引號；即使已經解嚴，大報記者習慣用曲筆，內心自有小警總管束著。
鄭南榕卻橫空出世，創下許多第一。他是第一個在群眾運動公開主張獨立的人，第一個串連二二八和平日的人。那是蔣經國還活著的時候，他屢屢撞擊威權底線，直言自己不畏「被江南」。鄭南榕自視為「行動思想家」，摻政治、突破言論尺度，但，他缺少也不屑政治人物的過度算計；事實上，他生前是邊緣中的邊緣，只受少數堅定抱持台獨者接納，「黨外主流」多數與他保持距離，媒體同業則視他為暴衝的怪咖。
鄭南榕自死於黨禁、報禁開放，民主形勢似乎大好時。但，李登輝接掌大權、權力還未鞏固，往後的二月政爭醞釀發生著。鄭南榕無法預料，李登輝將被稱為「民主先生」，宣告實然獨立的「兩國論」。鄭南榕刊登獨盟總部主席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而收到「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他抱持「over my dead body」的抵抗決志，一日日發出「預知死亡紀事」。
這樣的動作與聲音不可能沒有傳到李登輝耳裡，然而最高領導人對與他心底信奉價值相同的晚輩（且勇敢發聲），又如何默許殘酷的拘提行動發生？執法者如陳涵、侯友宜也都無愧「依法行事」；大報則盡情抹黑鄭南榕為「暴力份子、精神異常」。從高層的決策過程到媒體責任，至今始終缺乏細究與反省。
1989年5月19日，鄭南榕出殯當天，我夾在6公里的人龍中送他一程，送行者中，有尚讀大二的姚人多、資深記者魏貽君。在總統府前，我目睹一把火燒成黑塊的詹益樺，坦白說，當下於眼前燃燒的軀體對我的撞擊更甚於我所不識的鄭南榕。
鄭南榕是台獨運動史的風中塵埃或萬世巨星，尚未有定論。早先，魏貽君對鄭南榕自焚之舉提出一個批判觀點，說他一把火，把自己燒成了神。魏質疑：「歷史只給了鄭南榕以自焚而燃燒信念、兌現公義的這個選擇嗎？」他列舉，鄭南榕自焚之後的野百合學運、獨台會事件、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乃至於晚近的反核、同志運動以及諸般名目各異的政治社會運動，「倘若盡皆直接連結於、間接遙繫於對鄭南榕自焚之舉的精神感召，這種神格化的過度詮釋，無疑是對亡者的不敬，是對智識的降格。」
魏貽君的觀點受到眾多迴響與喝采，無疑的，也使許多人更加心安。在波瀾迭連的民主運動中，無所作為的人對鄭南榕嗤之以鼻，那本是主流看法。然而，如何看待鄭南榕的死亡，是膠著於他的抗爭形式：或是他一以貫之的開創性奮鬥歷程？這是值得豐富辯證的。鄭南榕死後當期的《鄉土時代》紀念專刊，邱義仁悼文結語：「鄭南榕生前死後。受盡統治者的迫害、在野人士的揶揄和大眾媒體的醜化與扭曲。他的死，讓我第一次感到貫徹信仰是何等的神聖與艱難。」後來，謝長廷說，鄭南榕之死是否有價值，他自己無法證明，「需要外人證明他的死有其價值，並為他的理想打拚。」
不可諱言，生時寂寞的鄭南榕被理想淪喪的綠營政客當成政治動員符號，當時盟友陳水扁把民主果實吃乾抹盡，如今躍躍奮起。姚人多感慨良深，藉由鄭南榕生前愛唱的《舞女》，問說：「鄭南榕的理想實現了嗎？」建議想知道答案的人，唱這首歌「誰人能夠了解，做舞女的悲哀」，「如果你還是有點哽咽，那大概就代表他的夢仍然在風中。」
台灣有一著名的四七社，他們出生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947年，成員包括：張炎憲、陳芳明、李敏勇、施信民、蘇貞昌、吳乃仁、翁金珠等。鄭南榕與這群菁英同年，但並非社員，而他的生命如果沒有停格在42歲，如今也是70歲的人了。假若他活著，怎麼看待自己與周遭一切呢？
姚人多明嘲墮落政客辜負了鄭南榕；鄭南榕必然死，是死去的麥子或一粒流星，他所堅持的價值仍待後人演繹。走入廟堂的姚人多也是其一，而處在言論自由被徹底貫徹的今日，仰望星空，你會看到有顆星星對著你微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