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芳玉／律師
多年前，A社區發生一起性侵害案件。早上10點，一名5歲孩子獨自在社區中庭玩耍時，被不知名男子帶到社區某屋內性侵，事後小孩拿著男子送的棒棒糖回家。這起性侵案當晚就被發現，晚上父母為孩子洗澡，孩子喊痛時才發現，父母隨即報案，並到醫院採證驗傷。
雖無法DNA取樣，但從私處撕裂傷等跡證斷定，這孩子被性侵害的事實相當明確，但誰是加害者？案發地在社區，因此警察從社區開始清查嫌疑犯。小孩提供了一些資訊，她說：「叔叔帶我搭上電梯。」警方問：「按哪一層樓？」她想了很久，「叔叔按的…。」繼續追問，她就先後給「好幾個」樓層數字。
■兒童可用證言難詢
警方問男子外型，她說：「高高的。」警方很有耐性問：「比爸爸高嗎？」她想了想，然後點點頭。警方問：「有戴眼鏡嗎？」她又點點頭，「什麼樣的眼鏡？」小孩說不出來，於是警方給她繪圖，她畫出各式各樣的眼鏡，還開心地告訴警方每個眼鏡的故事。警方莫可奈何，只能從提供有限、不明確的資訊追查。
最後，警方抓到了一名失業在家的男子，能在早晨十點還在社區活動的男子，失業的可能性很高，而且他還戴了眼鏡。警方拿了五張男子照片，小孩很快地指認出加害者。然而，這案件不起訴處分，原因是那5張照片都是同一人，不僅違反了指認程序，筆錄充滿誘導，且電梯內並無男子與小孩的身影。小孩說謊嗎？沒有，小孩被性侵害是事實，但究竟誰是加害者？小孩被誘導太多資訊，所提供的證詞全被污染，已經很難再還原真相，以致讓整起性侵害案石沉大海。
所有承辦過兒童性侵害案件的第一線人員，都知道從兒童問出可用證言，需要很多技巧與耐性，否則很容易功虧一簣，文中的故事就是鐵錚錚的例子。
處理性侵害案件多年的諮商師林美薰說：「自2001年參與推動性侵害減少重複陳述方案時，就發現『如何問出對的問題』很重要。」她發現檢警、法院對於如何詢問兒童太陌生，對心智障礙者的陳述方式更陌生，「提問的問題好複雜、好難」，她記得法官問一位心智障礙者被性侵害次數，「是2次還是6次？」孩子回答6次，法官重複問：「是6次還是2次？」孩子答2次，法官問到莫可奈何。她深刻感受對兒童和心智障礙者的詢訊問，必須經過訓練，但雖致力倡議和培訓多年，卻因無法律規範，讓這條路走得很艱辛。
她說：「曾有一位7歲小孩歷經很多訴訟程序，雖經檢察官起訴，但因警方筆錄被認定誘導，全案無罪定讞。」這名7歲小孩在獲知案件無罪時，她繪了一張圖，一支槍，還有一隻恐龍，在旁邊寫了一行字：「你們要相信小孩，不要相信大人。」她用槍對著恐龍射殺的圖案，說出對法官的失望。
■司法詢問員慢20年
這件事讓她印象深刻，「這後果應該是大人要承擔的責任，但卻讓孩子承受了。」所以她更有動力想要積極幫助孩子和心智障礙者的司法之路。
於是我們在二年前於現代婦女基金會成立修法小組，我們終在去年12月三讀通過修正案，在法律內增訂兒童及心智障礙者這類弱勢證人在偵審時有專業「司法詢問員」協助，並且於明年1月1日正式上路。這段期間，許多機構緊鑼密鼓地訓練司法詢問員。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在1997年通過，而這套制度才正要起步，雖然這一慢慢了20年，但終究還是來了，我也只能說：來了，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