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內容由民報提供
(全文請連結民報)
......我比較好奇的是習近平如何得出孫文反對分裂國家這個莫名其妙的結論。習近平高舉孫文，標榜孫文是反分裂國家的中華歷史楷模，其無知、無能、無畏程度，簡直令人感到可恥、可笑、可憐。
畢竟，中國共產黨本身正是不斷煽動獨立（弱勢時播獨、強勢時反獨）的政權。讀者可自行參閱程翔先生〈諸獨根源皆中共〉一文，資料相當翔實。我在此不擬重複，反而想指出孫文本身也是「賣國賊」！國粉、孫粉對此肯定感到不高興，往往是源自他們對歷史真相的無知。至於習近平這次大放厥詞，鼓勵大家學習孫文，正是自暴其短，咎由自取，公開呈現自己的無知與弱智。
孫文的賣國禍國行徑
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在2006年對於孫文在「聯俄容共」（中國百年災難的起點）之前的一系列主要賣國行徑，已經做了相當翔實的資料整理，現在另外加上我蒐集的其他資料，逐一鋪陳如下。此外，我也在文末補充了關於孫文臨終前聯俄容共勾當的賣國禍國行徑實錄。國粉們、孫粉們，看完之後，料必哭崩、氣炸。悲憤過後，面對真相，回頭是岸。
一、福建劃給日本：1900年，孫文為了策動廣東獨立，竟與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暗訂密約。在日本支持下，孫文聯絡日本軍人及浪人發動惠州起義，由義軍故意佯攻廈門，引來日軍直接出兵福建，事成後允劃福建為日本勢力範圍。後來，西方列強對日本施加壓力，英美軍艦開赴廈門近海向日本海軍示威。伊藤博文出任新首相後，嚴令兒玉源太郎不得輕舉妄動，並且驅逐孫文，因此孫文功虧一簣。究竟是誰在勾結外國勢力，是誰在搞分裂鬧獨立？彰彰甚明。習近平現在要我們學習孫文，那麼大家說好不好呢？
二、華南租給法國：約在1900年6月初，革命尚未成功，孫文「會晤了法國公使朱爾斯‧哈爾蒙德，希望得到法國軍火裝備和法國軍事參謀的幫助，按照哈爾蒙德先生的報告，作為交換條件，孫文提出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人大面積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1903年1月，孫文抵達越南河內，與法國總督的私人秘書會談，答應「在華南建立起聯邦共和國以後，它將轉向法國要求幫助，為了取得法國的支持，並將給以大面積的租界」。
更有甚者，1907年，孫文再度親赴越南，獲法國殖民當局協助，發動廣西邊境一系列起義，與法國軍官攜手親自在鎮南關外開砲轟擊清國軍隊。習近平現在要我們學習孫文，那麼大家又說好不好呢？
三、滿洲送給美國：1910年3月，孫文與美國人荷默‧利、布思會談，三人成立一個組織「辛迪加」。孫文任命布思為「辛迪加」和同盟會兩者的「駐國外的唯一財務代表」，並授他以處理貸款、收款和購買所有陸海軍裝備的代理人的全權。「辛迪加」則保留其權利，以「負責掌握鐵路建設的借款，割讓滿洲礦藏租借地給美國支持者，在臨時政府建立以後，將借款轉用於中國經濟建設」；「美國人同意在十七個月之內籌足三百五十萬元，分為四期攤付給孫文」。有價有市，不是賣國，那是甚麼？孫文真是我們的榜樣嗎？但是習近平現在要我們學習孫文，那麼大家應該怎麼辦呢？
四、優惠獻給英國：1911年武昌起義後，孫文沒有先回中國，反而輾轉來到倫敦，尋求英國政府幫助。孫文答應在英國政府的建議下活動，給予英國和美國享有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優惠待遇，承諾將把中國的海軍置於服從他個人命令的英國軍官指揮之下，而對日本的態度也將根據英國的建議辦事。由於英國政府寄望於袁世凱，沒有理睬這些建議。習近平還要大家學習孫文嗎？
五、滿蒙賣給日本：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偕同秘書長胡漢民，會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人已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滿洲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此事一波三折，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拒絕以金錢收買滿洲而告吹。
無論如何，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所言，從1905年甚至更早時開始，孫文曾在勸進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記錄共十條，交涉對象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
總而言之，孫文把滿蒙及當地人民算作甚麼？五個大字：任日本取之！孫文既要滅滿興漢，後來又主張五族共和，兩者前後矛盾，豈非精神分裂？習近平要大家學這種人，居心何在？
六、央行送給日本：把設立國家中央銀行的權力讓給日本人，更是孫文的一大發明。1912年1月10日，南京臨時政府（實際上是過渡政府）成立後不久，孫文致函曾任日本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託他建立中國的中央銀行：「設立中央銀行事，應即迅速進行。」
十天後，阪谷覆函孫文：「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託阪谷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札〉，要求孫文蓋章批准。其中規定：「該特許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為限」，而「政府於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還包括「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 「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此外，重要人事「任免全權」交予阪谷。
孫文輕率妄為，差點喪權辱國，財政大權盡棄，幸好沒有辦成。此事曾於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記者黃遠庸公諸報端，這也是國內報刊第一次揭露孫文在對外關係中損害國家利益。凡此事實，證據昭昭，無從抵賴。習近平難道呼籲把現在的中國人民銀行交給日本政府來接管嗎？
七、與袁對日爭寵：國民黨領袖宋教仁遇刺後，孫文一口咬定袁世凱是兇手（事實真相是孫文具有殺宋教仁的動機，而袁世凱則沒有），堅持不經司法程序，不聽黃興勸阻，發動二次革命，圖謀奪權，當然失敗，亡命赴日。孫文不知自省，竟然認為「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更加不惜代價，跟袁世凱競逐日本支持。
19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中，全文公佈孫文在1914年5月11日寫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賣國信，聲言「只要你肯貸款給我，我給你的條件，要比袁世凱給你的條件更加豐厚」。信中要點有四：
1.賣國：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於英國更大的作用；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均可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佔貿易上之利益；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2.損人：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只是「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3.利己：自己的黨不掌權，中國不可能安定：「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抱有主義，為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4.勾結：勾結日本勢力，協助顛覆政府。「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孫文畢竟勢孤力弱，當然無法打動日本首相。黃興斥之為「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為」。內外疑謗叢集，真偽莫辨，親痛仇快，禍根在孫文。難道習近平要鼓動中國人做足上述四點嗎？
八、超越二十一條：在日本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之際，孫文竟然主動要求與日本政府結盟，升級賣國。日本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惡名昭彰的二十一條（後來激化五四運動），幾經討價還價，日本政府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政府於5月9日無奈地表示欣然接受，把滿蒙、山東、漢冶萍公司等重要權益奉送給日本，激起全國憤慨。原國民黨人及革命黨追隨者紛紛主張一致禦侮。林虎、熊克武、程潛、馮自由、林森、謝英伯、鍾榮光、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人反對假借外力，決不輕言革命。然而，孫文對此視而不見，一意孤行其荒誕主張。
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一份所謂《中日盟約》。3月15日，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張造正是二十一條的起草者。《中日盟約》草案和這封信，跟黃興、陳炯明等人的主張截然不同。
孫文草擬的《中日盟約》規定：「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採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
在經濟領域，從攸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也全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換言之，孫文勾引日本全面控制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排除其他國家。
在外交方面，中國也不能獨立行事，「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
如果孫文成事，中國立即淪為日本的附庸國。如此賣國，日本政府已經徹底看不起孫文，以及孫文信中所寫的支那，變相助長日本後來全面侵略中國的野蠻動機......(全文請連結民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