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收、都更案件抗議不斷，內政部長葉俊榮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因應公民團體的要求，內政部打算率先建立聽證制度，讓民眾有機會好好陳述意見，並指出聽證是「人民聲音有被聽到的權利」，希望率先建立聽證制度，落實公民參與。
其實把聽證簡化成「被聽到的權利」，只是恢復一部份人民權力，失去聽證的完整意義，聽證的目的，該是「開發\徵收方提出證明的義務」，有「聽」有「證」，才是現今聽證所必須建立新的權力關係。
其實在現今徵收、環評審查過程，民眾意見陳述機會，不是沒有，甚至就算限時、限人次，像審訊犯人的傳喚進場陳訴，都還是有卑微的陳述機會。但是真正問題不在陳述，而是開發\徵收方通常對於民眾、團體的陳述、質疑，總是閃爍其詞或是再補資料，成為在現場無法或不願提證說明釐清，一副以前已說過，不必再多說，等著案件通過的姿態。
於是，從灣寶、中科、璞玉、航空城、淡海、南鐵等眾多徵收、都更審查現場，諷刺的形成一種場景，開發\徵收方一開始「簡要」、「複述」開發的必要後，就變成被開發\被徵收方，要自證開發\徵收的不必要。一旦開發方、政府、審委已有定見，就形成一種很怪異的氣氛，仿如開發已命定，反開發、反徵收團體、居民，必須提出足夠證據來反開發\反徵收，說不過或不獲同情，就等著被開發、被徵收。
整個審議過程，造成錯誤的權力關係！徵收\開發改變現況，遭成損害，應該是開發\徵收方要充分說明，以及被質疑後，再舉證說明，甚至第三方公證，怎麼會變成被開發\被徵收方，上天下海找證據，證明自己不應被徵收\被開發。
以德國為例，相似聽證的聽審制度，在體現「基本防禦權之功能」，防禦國家權力對人民財產、自由的不法侵害，所以聽審不僅是參與陳述的權力，更有交互辯論的權力。聽證的目的在此，不只是擴大人民發聲的「聽」，更是推動開發\徵收的政府、財團，必須面對質疑的提「證」，不是人民多說說，政府依樣作。
所以聽證，絕不是選個主持人，擴大公聽而已。
在國內，大法官會議709號解釋文，早已要求在都市更新計畫核定前，應該舉行聽證，其實許多徵收、開發案，都架構在都更案之內，進行聽證早已有憲法解釋的法階要求，政府早該進行，不該仍舊推託。
目前，在行政程序法上，首先必須再修法讓開發\徵收方，要到「提證」的位置，提出充分說明，接受人民、團體的質疑，再提出相對的證詞。別像南鐵案中，自救會長年質疑工法問題，答案千篇一律，也無第三單位再審再評估。或是一如桃園航空城的聽證，根本是擴大公聽，讓支持、反對方不斷發言、對罵，但是開發的政府單位，面對質疑，卻是簡短回答或帶回研究。
其次，這些開發\徵收方的證言，必須有法律責任，不是亂扯說說，唬弄過關，如苗栗大埔、中科四期等開發徵收案，都看見類似案件在事前的胡謅亂蓋，走完程序審查過關，多年之後留下錢坑建設、蚊子園區，卻無從追究，讓迫遷害死人的官，一個個平步青雲或退休安樂！
所以，聽證中，「開發\徵收方提證」、「證詞責任」二項要素，都必須修法訂定，有所法律依據。如果只是把聽證當成擴大公聽，讓人民多說說話，官員只聽不證、依舊照辦，這樣的聽證，只是假公平程序的作法，官方還是掌握著「不答」、「無責」之特權，人民說破嘴，還是被吞被徵收。
所以，聽證制度，如果沒有彰顯「開發\徵收方提證」、「證詞責任」，聽證不起辯證效力，不具法律約束，只是淪於有給人民「充分陳述」的虛情假意。這樣「有聽不證」的聽證，都還是掩人耳目的「無效力聽證」，讓一切都是，假的！
南鐵徵收案，長期以來就指控備受「專業壟斷」、「行政霸權」所欺凌，從地方到中央，不僅發聲受限制，甚至發聲後也受忽視，政府千篇一律回答，都是「已說明」、「再補資料」，根本不願公開辯證，或是邀請第三方再審。甚至擔任審查的專家或審委，質問開發徵收的問題也不多，只是聽看被徵收方的陳述，或是當成演出，不時還有不耐表情，忽視被徵收者將要失家的悲情。
南鐵是這樣一路走來，深受傳統審議的權力失衡所害，不斷提出「行政聽證」來恢復公平合理的聽審程序，現今要落實聽證，如何「跳過」極力主張聽證的反南鐵徵收團體。
大埔案，國民黨還被逼迫要出「特農區」徵收要聽證，號稱顧人權的新政權拿出什麼？舉辦聽證已是憲法所要求，已經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如何落實的做，不會再東修西扣，成為樣板法律，甚至忽視提出的南鐵反徵收居民，讓他們成為制度修正前的犧牲人民。
